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罗文东

【内容提要】　战后西方国家垄断的加剧和金融资本统治的加深,国际垄断资本势力的增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调整等方面的新变化,表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不仅没有消失,而且更加充分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资本主义矛盾的积累与加深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恢复与增强,必将为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和高涨创造条件。

【关键词】　当代资本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　新变化　发展前景

战后50多年来,在新科技革命、全球化浪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东西方政治力量的对比和世界格局的走向,而且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只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进行科学分析,才能正确地把握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坚定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一、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战后资本主义既经历了稳定和繁荣的“黄金时代”,也经历过衰退与萧条的危机时期,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和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必然有一个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历史过程;另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总要不断地对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和改良。由此形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新的特点:

第一,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战后以原子能和电子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科技革命,推动核能、半导体、合成化学、航空航天等行业的诞生和发展,促使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第一产业即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大大下降,已不到3%。第二产业即制造业所占比重有升有降,大多保持在30—40%之间。第三产业即服务业的比重则迅速提高到60%以上,美国更是高达72%。20世纪80年代以后,科技革命掀起新的高潮,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宇航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日新月异,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核心的信息产业飞速发展,有人甚至把信息产业界定为“第四产业”。新科技革命促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更加现代化和“高级化”,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美国商务部发表的《2000年数字经济》报告显示,1995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中30%来自信息技术产业。高新科技还改变固定资产更新的方式,减缓经济的周期性波动。美国经济从1991— 2000年的稳定增长就与新科技革命和信息产业的发展紧密相关。

第二,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加剧垄断,金融资本的统治进一步扩大和加深。战后,随着生产和资本的进一步集中,各种垄断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大大加强了。垄断财团几乎控制了从工业生产、交通运输、金融到公用事业、饮食、旅游、娱乐等行业。1996年12月,美国波音公司用133亿美元兼并了麦道公司,被称为“世纪性的购并”,从而使波音公司具有更大的规模效应和更强的垄断地位。又如,1998年4月,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合并组成新美洲银行,总资产高达5700亿美元,成为美国银行史上罕见的“超级银行”。中小型企业虽然大量存在,但其拥有的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很小,在经济生活中不起决定作用。垄断资本的核心是金融资本。早在20世纪初,列宁就指出,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融合起来,形成金融资本,确立金融寡头的统治。战后,随着银行信用体系的发展,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资本与各种工商服务业资本融合起来,形成更为庞杂的金融资本。他们通过向政府贷款、代销和持有公债、利用存款倍增效应扩大或收缩流通中的货币量等方式,强化对经济的控制和干预。证券、股票、保险等金融资本的畸形发展,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和寄生性,在当今西方国家,包括有价证券、存款贷款、外汇等无物质载体的虚拟经济大大超过了实物经济。到1995年,外汇交易额已大于世界市场上进出口总价值的60倍。目前,每天约2万亿美元的外汇交易中,用于投机的超过90%,而用于贸易和投资的不到10%。

第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垄断资本的势力显著增强。资本的国际运动是资本主义生存和发展的条件。战后,产业资本国际化作为资本国际运动的主要形式,带动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进一步国际化,使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经济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作为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全球化主要载体的跨国公司,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在迅猛扩大。到1999年底,全球跨国公司的总数已达6.3万家,共有国外分公司70万家,控制着世界生产的40— 50%,国际贸易的50%以上,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为了适应生产和资本国际化、全球化的要求,西方国家还打破疆域界限,建立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和地区一体化组织,召开不同层次的国际会议,以协调其在国际贸易、金融等方面的关系。由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老板以及超国家经济计划机构的管理精英、大的传播媒体的统治精英、技术精英和某些国家的领导人组成的跨国资本家阶级,构成了剥削和统治全球劳工的新的霸权集团,占据着经济全球化乃至整个世界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参见《正在形成的全球统治阶级:全球化与跨国资本家阶级》,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2000年春季号)。

第四,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相结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重大的调整。20世纪50—70年代,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够赢得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除吸收利用了新科技革命的最新成果之外,还取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巨大调节和改良功能。这主要包括: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的基础上,利用各种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要;实行一定的经济发展计划,直接投资某些产业特别是公共产品,推行国有化,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实施一定的的税收政策和社会再分配政策,限制过高的收入和过度的垄断,建立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缓和了阶级矛盾和社会冲突,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1973— 1974年的“石油危机”,把资本主义推向一个“滞胀”时期,暴露了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理论与政策的严重弊病,为了对付“滞胀”,英美等西方国家抛弃了凯恩斯主义,转而实行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政策,紧缩货币、削减福利、减少税收、放松对经济的管制、将国有企业私营化、削弱工会组织、限制工资增长等等。这些措施虽然逐渐消除了“滞胀”,但也造成了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连年扩大,国家债务日益严重,国际贸易失衡,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等消极后果。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会民主党力图在代表资产阶级右翼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实行所谓的“新经济”、“新福利”、“新政治”、“新治理”。作为对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技术革命、后现代社会等当今世界变迁的回应,“第三条道路”试图在国家与市场,风险与安全、权利与义务,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之间建立新的平衡。这一目标能否达到,还有待历史来检验。

第五,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阶层结构和思想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的就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是从劳动者在三大产业的分布来看,农业劳动人数锐减,工业劳动人数增长缓慢,甚至有所下降,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大增,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工人超过了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二是从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分布来看,蓝领工人减少,白领工人增多。早在1956年,美国的白领工人就超过了蓝领工人。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蓝领工人就仅占工人总数的34%,其他发达国家的蓝领工人也只有30—40%。三是从事信息的收集、处理和传输的“知识工人”增多,非知识工人减少。近年来,美国数百万新就业者中,知识型工人占90%。有人认为,到20世纪末,知识型工人会占劳动力的1/3,成为最大的职工群体。西方国家工人阶级日益知识化和专业化,强化了他们的“中产阶级”倾向。特别是苏东剧变以后,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等资产阶级右翼思想大肆扩张和蔓延,从电影、卫星电视、互联网到麦当劳、可口可乐,世人无不感到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正如一个美国学者所说,西方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文化生活的系统的渗透和控制,以达到重塑被压迫人民的价值观、行为方式、社会制度和身份,使之服从帝国主义阶级的利益的目的。

第六,资本主义的对外关系和世界体系发生了变化。战后,帝国主义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西方列强不再主要依靠军事侵略和政治统治的旧殖民主义方式掠夺和控制不发达国家,转而依靠经济交往和文化渗透等新殖民主义手段,来维护并扩大它们在发展中国家侵占的各种利益,强化“中心”与“边缘”式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金融资本的国际循环,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盘剥。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少拉美国家的负债率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60%。进入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每年以1500- 1600亿美元的速度向发达国家归还外债。近年来,美国经济之所以持续增长,原因之一就是无偿利用了巨额的世界资本。仅北约发动科索沃战争后的3个月内,从世界各地流入美国的资本就高达11000亿美元。资本流遍世界,利润流向西方,可以说是西方发达国家盘剥落后国家的生动写照。

二、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发展趋势

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新变化,是一种客观事实,但如何看待和分析这些变化,则受不同阶级和阶层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所制约,必然会产生不同的理论观点和结论。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有人利用托拉斯、卡特尔和康采恩等垄断组织的出现,宣扬“超帝国主义”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论调。战后,某些学者又提出“人民资本主义”、“资本民主化”、“新工业国”、“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精英集团社会”等理论,来解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发展趋势,为资本主义辩护。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凯尔索和阿德勒认为,工人持股就是资本家了,由于持股的工人越来越多,现在的资本主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绘的19世纪的资本主义相反,已具有人民性了。这种“人民资本主义”终究会发展为一个“全民资本家的无阶级社会”,所以他们要用《资本家宣言》代替《共产党宣言》。托夫勒也企图说明,不论什么社会都要变成“信息社会”,使广大工人占有生产资料,因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信息社会”已经过时,应为“知识价值论”所代替。又比如,“后工业社会”理论认为,“正在兴起的新社会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工厂里的斗争”,只是“工业社会的标志”,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继续谈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已经没有什么意义”。笔者认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必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唯物辩证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得出经得起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检验的科学结论。

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新现象和新动向表明,垄断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个阶段,私人垄断、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的形式、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各种垄断资本的势力显著增强,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剥削和统治形式更加完备。列宁曾经说过:“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不会忘记,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进步,而帝国主义又比垄断前的资本主义进步”(《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0页)。同样,当代资本主义肯定比战前的资本主义更加进步,因为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最先进的生产力,推动了新科技革命和信息时代的到来。这表明垄断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自我调节和改良的能力,在一定范围内还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它被社会主义所取代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曲折的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的实质仍然是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垄断,以及由垄断所产生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并没有根本改变。早在1917年,列宁就预言:“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战后资本主义发生的种种变化不仅没有改变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推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基本原理,反而使帝国主义的罪恶本质及其给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造成的危害更加充分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为社会主义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不断提供着新的证明。

例如,战后西方国家大力发展股份制,让职工和机构投资者(日本称法人投资者)持有股票,使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战前的日本,以家族为核心的六大财阀控制着一些大公司的绝大多数股票,但现在法人持股率已达到80%以上。美国的股权分散程度更高,大约有4700万人直接持有股票。然而,股份制这种财产组织形式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实质,没有使资本所有权发生实质性的转移,股份公司仍然牢牢地控制在少数大资本家或垄断财团的手里。20世纪初,垄断资本家需要占有40%以上的股票才能控股,而现在只需占有3%—5%的股份就可以有效地控股。股票的发行和占有越分散,中小股东越多,大股东借以控制一个股份公司所必需的股份就越少,从而对垄断资产阶级就越有利。连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逊都供认:“工人们持有几张股票所带来的变化,对于他们自己生活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经济学》,麦格劳—希尔图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66页)。法国学者苏珊娜和沙奈也认为:美国的金融资产很庞大,但金融资产的分布很不平衡,10%的富有者占有90%的金融资产,普通工人最多只占有10%的金融资产。美国工人虽然持有股票,但大多数债台高筑,长期不能偿还住房债务。在法国,有稳定职业的工人的红利收入一般是2000- 3000法郎,一般不超过5000法郎。因此,职工持股没有多大实际意义,只有意识形态的意义,是所谓“人民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措施之一(李崇富、罗文东:《西方左翼学者论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年第2期,第56页)。

西方国家推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对工人阶级的生活改善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使他们感觉到既拿到了工资,又得到了福利保障这种“额外好处”。但这种劳动力价值支付形式的变化,没有减轻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控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财产多一些”,只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78页)。在西方发达国家,占总人口不到1%的垄断资产阶级,直接控制着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大权。他们从工人身上掠得一只火腿,扔给工人一根香肠,没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社会的贫困状况。特别是西方右翼政党掌权以后,工人的实际收入和社会福利被大幅度削减,退休金、养老金、医疗和失业救济以及贫困救助的条件更加苛刻了。例如,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削减了83项380亿美元的福利开支,致使65.9万户贫困家庭得不到救济,75万贫困学生中途辍学,150万儿童失去教育补助。仅1987年就有1200万儿童得不到医疗保障。即使到克林顿执政的1993年,美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为3930万,而同期欧共体成员国的贫困人口也有5200万。到2000年,美国忍饥挨饿者和无家可归者的救济需求增长了17%,有600万失业者和无家可归者的问题亟待解决。事实证明,当今“福利国家”从来没有实现过“充分就业”和“收入均等化”,更没有彻底消除贫困。当代美国,以贫困为主题的论著不胜枚举,如哈林顿的《另一个美国:美国的贫穷》、奥纳蒂的《富裕社会中的贫困》、刘易斯的《贫穷的文化》、奥哈拉的《美国的贫困:趋势和新模式》等等。这些著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国家福利保障政策的真实面目。

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和改良,确实在不同程度上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和剥削的能力和水平,减轻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和经济危机的破坏性,缓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有利于战后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然而,这种调节和改良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和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和其它社会问题。西方国家在1957-1958年、1974-1975年、1979- 1982年、1990- 1993年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和近年来“新经济”的衰退,都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机制,不能让资本主义返老还童、青春永驻。放眼西方世界,不难看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二律背反”式的怪现象——科技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雇佣劳动强度和剥削程度,加剧了社会分配不公和两极分化;证券、股票、保险等金融资本畸形发展,使金融体系与实物经济严重脱节,加剧了资本主义的投机性和寄生性;全球化的浪潮,伴随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横行,世界和平受到威胁;西方少数国家和少数人的过度消费和丰裕生活,直接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浩劫、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道德的沦丧等。这就充分说明资本主义不仅不能解决人类面临的一系列迫在眉睫的重大矛盾和危机,实现人类社会的总体进步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反而在制造和加剧着各种矛盾和危机,在断送着人类社会的前途和绝大多数人的幸福。

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分析资本的历史命运时指出:“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当资本开始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虽然看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束缚自由竞争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0页)。19世纪70年代,资本就开始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了,它就从私人垄断这种形式中寻找避难所。战后,资本更加强烈地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了,它就进一步从国家垄断和国际垄断等形式中寻找避难所。这些避难所虽然可以缓解资本主义的“不治之症”,甚至可以在一段时期内促进资本主义的稳定和发展,但终究不能扭转资本主义走向腐朽和没落的历史大趋势。

三、21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在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过程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在20世纪,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勇敢地迎接了电气技术革命的挑战,经受住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考验,取得了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实现了较长时期的稳定和发展,他们不仅利用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的优势,成功地对苏联东欧进行“和平演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而且加紧对现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西化”、“分化”战略。能不能顶住这种巨大的压力,应对这种严峻的挑战,将直接决定着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对于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持悲观态度,认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很难再出现了,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将始终处于劣势;有的持乐观态度,认为隧道尽头就是光明,社会主义运动在21世纪将出现复兴与高涨,而资本主义将逐渐走向衰亡。笔者认为,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发展态势的研究和预测,必须建立在对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和材料的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对阶级力量对比和主客观形势的正确把握的基础上,并从中得出本质性和规律性的认识。

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积聚和加深及其引发的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必将形成有利于21世纪社会主义复兴的形势和条件。苏东剧变以后,资本主义内外矛盾更加暴露出来,资本主义世界也变得更加狂妄和野蛮。就连在20世纪80年代末叫嚣共产主义“大失败”,资本主义大胜利的布热津斯基也不得不揭露美国资本产义的诸多罪恶。他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预言21世纪前夕将爆发全球性的大混乱,并且开列了困扰美国社会的20个大难题,即债台高筑、贸易赤字、低储蓄和投资、缺乏工业竞争力、生产率增长速度低、不合格的医疗保健制度、低质量的中等教育、日益恶化的基础实施和城市衰败、贪婪的富有阶级、打官司走火入魔、日益加深的种族和贫困问题、广泛的犯罪和暴力行为、大规模的毒品流行、社会上绝望情绪蔓延、过度的性自由、视觉媒体大规模传播道德败坏之世风、公民意识下降、制造分裂的多元主义文化抬头、政治制度出现上下脱节现象、日益弥漫的精神空虚感,等等。他还强调,上述涉及价值观念和文化的问题是“不大可能得到决定性矫正的”(《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5页)。法国《世界报》的一篇《资本主义也不行》的文章指出:“整治资本主义使之人道化只是一种幻想。对资本主义逻辑的分析说明,目前出现的危机不是一种偏差,而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本来只能依靠它固有的不平等和非正义才能生存下去”(法国《世界报》1993年3月18日)。在世纪之交,西方社会相继遭受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两极分化、战争威胁、恐怖事件等问题的困扰;在下一个百年,资本主义世界也不可能实现永久的和平与繁荣。当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逐渐激化并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的时候,进步人类终究会产生对资本主义的反感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第二,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东剧变的惨痛教训,会促使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更加坚定地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增强一切爱好和平与进步事业的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前事不忘,后世之师。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已经80多年了,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许多值得吸取的教训。尤其是原苏联和东欧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发生的那场历史性的剧变,并没有给一些天真的人们带来预期的富裕与幸福,也没有出现各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所许诺的稳定和繁荣,反而给人民造成了一个物价飞涨、失业剧增、政治动荡、犯罪猖獗的“悲惨世界”。1992—1998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近50%,国民生产总值降到世界第12位;恶性通货膨胀使人民群众几十年积累的存款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约有55%的资本和8%的股票落入俄内外犯罪集团手中,形成少数官僚寡头集团和“新俄罗斯贵族”;54%的人口(约7000万)收入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水平。东欧剧变后,普通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下降。德国学者博克贝斯格和克里门塔在《全球化的十大谎言》一书中指出:1986年,在前东欧集团国家中有4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今天已经是1.2亿人了。”这充分说明抛弃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对广大人民群众意味着什么。难怪前几年在莫斯科街头游行时,有人打出了“资本主义是臭狗屎”的标语牌。正如邓小平所说:“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3页)。生活的现实和历史的挫折最终会教育人民,并且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觉醒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苏创造社会历史条件。

第三,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主义力量的积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是决定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进程的主体因素。苏东剧变使原执政的10个共产党丧失了政权,广大非执政的共产党力量锐减。但经过几年时间,世界社会主义就度过了“震荡期”,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共产党有的恢复活动,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左翼力量也逐步在政坛上崛起;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大多经受住了严重冲击,对社会主义进行着新的探索,并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热潮;发展中国家非执政的共产党,经过动荡和分化,大多数党坚持下来了,有的还获得某种程度的发展;中国、越南、老挝、古巴和朝鲜几个坚持社会主义的国家,顶住压力,稳住阵脚,在“改革”,“革新”、“开放”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从总体上看,世界社会主义在低潮中有复兴,在挫折中有发展,在外延缩小的同时,有内涵的深化和质量上的提高,开始由紧急应付,转入探索发展的新阶段。在21世纪,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现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状况,对国际局势的走向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仍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从一国扩展到多国,既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又遭受过严重的挫折。在当前及今后一段较长的时期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同时也赢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机遇。随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实践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1世纪迟早会走出低谷,出现高涨。现在,虽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减少了,但如果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实现繁荣富强,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必将大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5页)。到那时,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发展起来了,世界社会主义一定会出现复兴的景象,对世界和平、人类进步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主要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马克恩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