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原则与路径
王雨辰

内容提要：国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话语主体的培育、不同话语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对话以及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问题。话语主体的培育应当通过学术研究队伍建设和教材建设来实现；不同话语主体的对话应当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问题可具体化为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何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目的和价值何在等三个问题。只有解决了上述问题，才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展开科学研究，并使之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发展。

关键词：话语体系 国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 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

所谓话语体系，就是借助语言符号系统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和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人们之间交往的接受、理解和评价系统，它是一个民族和国家表达思想、价值诉求的工具，这就决定了任何一种话语体系都必然包含话语主体、支配话语主体表达观点的价值立场、如何表达自己价值立场以及不同话语主体之间如何对话的问题，其功能在于不同话语主体通过对话争夺话语主导权。依照上述对话语体系的内涵与功能的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体系建设必然包括如何培育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主体的学术队伍，学术队伍应秉承的价值立场和研究目的，学术队伍之间、学术队伍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如何展开对话等问题。本文拟就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体系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和途径问题展开探讨，以推进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深化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认识。

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问题，虽然学术界目前还存在意见分歧，但我们可以把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大致归结为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五大领域。①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体系包括研究者之间、研究者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的对话，如何相互理解就是他们之间展开对话的前提性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从自己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所秉承的理论主观地看待对方，而是应当采取历史主义的原则，同情地理解对方。这就决定了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联系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背景以及时代向他们所提出的问题，来考察他们是如何展开理论运思和理论建构的，回答他们所面临的时代问题，以及在理论建构过程中又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问题及其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考察他们在回答时代问题过程中所提出的学术理论观点的理论得失和理论价值。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要求我们应当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等方面立体式地理解其理论观点和理论命题。具体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的或者是寻找作为整体的西方无产阶级的自由和解放的现实之路，或者是寻找作为被总体异化所吞没的西方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在他们看来，在当代西方社会，无论是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还是西方个人，不仅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而且心理世界都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所束缚，呈现出政治意识、革命意识不断淡化和弱化的现象，这就决定了当代西方社会主义革命的首要前提就是培养无产阶级的成熟的阶级意识和个体的自主意识、独立人格，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由此成为他们的理论主题。英国学者佩里·安德森对此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同就在于，它把研究的重心越来越转向了文化和意识形态问题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整体，把全副精力集中于上层建筑的研究，文化构成了它关注的焦点。”②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会反对第二国际和苏俄马克思主义立足于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立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决定论式的解释，强调这种解释模式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实践”和“人”等主观因素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价值向度。他们由此主张应当立足于现代哲学的立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现代实践论哲学和批判性的人的哲学，主张通过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揭示西方作为整体的无产阶级或个人的生存状态，找寻西方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现实出路。以此为基础，他们提出了诸如物化理论与阶级意识论题，消费主义文化论题，意识形态批判与文化霸权论题，大众文化与民族、性别、身份认同论题，总体异化与艺术审美救世主义论题，自由、平等和分配的政治哲学论题，资本与生态问题，资本积累与空间生产论题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则是立足于东欧社会主义进程和世界历史进程双重背景，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的集权、个人崇拜和世界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大屠杀”等问题的反思，使他们“在理论层面上既有比较坚实的马克思思想传统，又有对当今世界和人的生存的现实思考，在实践层面上，既有对社会主义建立及其改革进程的亲历，又有对现代性语境中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批判分析”③。他们把理论重点主要集中于对马克思思想的阐发，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历史和命运的反思，特别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设计，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论反思，并由此提出了“实践”、“异化”、“人道主义”、“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等论题。后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和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兴起的背景下，通过歪曲利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和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意识形态理论”等思想，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的历史规律、阶级概念，拒绝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社会的总体理论逻辑和分析模式，注重如何解决把他们所说的当代西方社会中“偶然性”、“差异性”、“多元性”的主体接合起来，形成新“霸权主体”的问题，是一股力图解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以阶级同一性为基础的宏观阶级政治，倡导以仅仅具有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多元主体为基础的微观政治的理论和政治思潮。④西方“马克思学”则可分为两部分内容：一是以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和生平展开严肃的学术研究为目的的西方“马克思学”；二是资产阶级学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故意制造“两个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对立的西方“马克思”学。

无论就理论形态、理论论域还是具体理论观点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对于如何对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探索这一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题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一文中指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成果，我们要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也不能搞全盘照搬。”⑤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停留于抽象地对比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观点，而是应当结合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在同情地理解他们的理论命题的基础上，评判其理论得失。具体地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力图根据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通过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批判和现代性批判，探索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尽管他们的理论存在着没有处理好历史发展进程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关系的问题，但是他们的理论贡献在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空间和论域，总体来看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的内在组成部分。后马克思主义借口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借助后现代主义哲学文化思潮，歪曲地利用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阿尔都塞的“多元决定论”、意识形态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的历史规律斥之为应当抛弃的本质主义，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把马克思主义建立在阶级同一性基础上的阶级政治通过“接合”理论转换为以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微观政治，这在本质上是一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潮。西方“马克思学”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考证、解读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平、思想的解读是我们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而西方“马克思学”中有些资产阶级学者出于意识形态目的所故意制造出的“两个马克思”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等论题，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挑战，更是需要我们予以科学回应和坚决反驳的。

如果说同情地理解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基础和前提的话，那么话语体系建设中还有一个主导权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如何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的问题。必须指出，我们不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理解为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展开抽象和主观的批判，也意味着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不能仅仅满足于客观描述其具体理论观点，更不是为了发展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而应该把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目的定位为在阐发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和理论家的具体理论观点的同时，总结归纳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使之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创新和理论建设。秉承上述研究立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话语体系建设中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问题可具体化为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如何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以及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何在这三个问题。

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必须联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途径和发展的内在规律予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论创新和发展或者是通过总结、反思时代新发展、新问题，或者是与各种错误的理论和社会思潮作斗争实现的，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⑥这也就意味着21世纪马克思主义要实现理论创新，不仅要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当代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应当批判地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成果。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中既包含着他们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本性和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探索和理论论题的新拓展，也包括探索过程中的一些理论缺陷，甚至是失误。其理论中的积极成果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贵思想资源，反思其理论探索中的缺陷和失误又能促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更深入地把握和认识。具体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主要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研究与阐释、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和对当代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和研究三个方面的理论内容。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阐释看，他们都主张从现代哲学的立场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一种近代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哲学，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性、价值性和理想性，主张开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维度、文化维度、价值维度、空间维度，重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主观因素的作用，一方面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的认识，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空间，提出了过去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对忽视的论域，包含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谛的可贵理论探索；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脱离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片面夸大文化上层建筑等主观因素作用的缺陷。从他们对当代资本社会新变化的研究看，他们集中探讨了由于科技革命所造成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社会基本矛盾表现形式的变化，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政治暴力统治越来越让位于文化意识形态统治，工人阶级和西方个人的政治意识、革命意识呈现出日益淡化、日益弱化的的发展趋势，如何使工人阶级或西方个人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支配中解脱出来，形成统一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或个人的自主意识、独立人格，为无产阶级和西方个人的自由解放创造前提和条件，在此基础上，展开以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总体革命。他们在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同时，又断定西方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只不过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不再是以经济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或者表现为社会发展总体化、一体化发展趋势与个人个性化自由发展之间的矛盾，或者表现为以人和自然关系形式表现出的生态危机，这就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依然是指导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工具。以哈维、伊格尔顿和詹姆逊为代表的晚期马克思主义则进一步运用马克思的和卢卡奇的辩证法，揭示了由于资本的空间生产和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当代西方工人阶级被分割在不同的地域，如何通过对消费主义文化和资本逻辑的批判，把地方性的阶级斗争上升到总体性的斗争，是当代西方革命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①以赫勒、马尔库维奇、沙夫、科拉科夫斯基、鲍曼等为代表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从现代性批判入手，揭示了资本的逻辑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之间的内在矛盾，强调资本的逻辑不仅造成人们在经济上的不平等，而且也造成人的自由的丧失和异化，甚至造成了现代人类文明史上的“大屠杀”的出现，并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拉克劳和莫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则借口西方社会的变化，强调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作为整体的“阶级”已经解体，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揭示的历史规律也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有以偶然性、差异性存在的个人，以阶级同一性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不再可能，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以阶级同一性为基础的宏观政治，而是如何通过新文化霸权把以偶然性、差异性方式存在的个体链接成具有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微观政治；在如何建立社会主义以及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除西方“马克思学”之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展开了他们的理论探索。对于这一问题，西方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均强调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不正义，必然造成不平等和异化现象的发生，并指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极权国家，必然造成对整个社会的极权统治。他们主张西方革命应采取不同于苏俄革命的包括文化心理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在内的总体革命，并由此建立另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培育无产阶级成熟的阶级意识和西方个人的自主意识，为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创造前提条件，建立人道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社会，核心是捍卫人的自由和价值，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后马克思主义甚至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理论、阶级理论，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后马克思主义通过解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本质主义、还原主义和历史目的论加以批判，实际上取消了在当代西方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主张把社会主义运动并入到“激进民主”运动中，他们虽然提出了诸多激进政治的话题，如多元民主、话语民主、身体政治、性别、文化等，但从其根本上说却逐渐远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核心范式，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应该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在正面和反面两个维度对我们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有借鉴价值和意义。从正面的维度上说，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积极成果能够进一步帮助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和功能的理解。例如：他们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现代形态的哲学，另一面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性并不在于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知识，而在于通过弘扬其批判性和理想性的维度，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境遇，找寻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的现实之路；他们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阶级结构、文化意识形态等问题的研究，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新的表现形式，能够为我们深入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必要的资料和参考，并能为我们正确理解当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社会运动、文化运动提供新的视角。从反面的维度上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失误和缺陷，又能使我们或者通过科学地回应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或者反思他们理论探索的失误和缺陷产生的根源，丰富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质的认识和把握。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是为了我们在21世纪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

其次，我们进一步考察应当如何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一问题。如果从1982年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研究算起，我国学术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具体理论观点国内学术界已经熟知，但是由于长期奉行的非历史主义的资料评介方法和“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使得我们还很难说真正把握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问题。所谓非历史主义的资料评介法主要包含两层含义。具体说：第一，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哲学文化传统，不去追寻时代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了什么问题，理论家是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又提出了什么样的理论问题。而理论家所处的哲学文化传统不仅影响着理论家的理论创造，而且赋予了不同理论家的理论个性。非历史主义的资料评介方法只能让我们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具体理论观点，但他们为什么要提出这些理论观点，以及这些理论观点的实质，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把握其理论运思的内在逻辑；第二，非历史主义地看待理论家在自身思想发展不同阶段的差异性，而是简单地把理论家在不同阶段上的思想看作是同质的，无法从总体上把握理论家思想的特征与性质。由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其理论观点和价值取向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只有在承认这种差异的基础上，找到支配其理论思维的“总问题”，我们才能从总体上把握理论家的理论发展和理论创造。所谓“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主要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作是以马克思的思想为源的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思想的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创造与革命领袖的思想稍有不同，就被视为“修正主义”和“异端”，而被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外。这种“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相统一的本性必然是通过与不同民族国家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世界化和民族化过程必然会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呈现出多形态、多流派的发展结局。这种“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导致了学术界流行用一种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评判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失的标准，而不是去探寻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科学回答了他们所面对的时代问题，只能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第三，非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和“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使得我们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辩证法，不仅无法真正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更无法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效应和实践效应。这就意味着摒弃“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代之以“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观，转化非历史主义的“资料评介法”，代之以建立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问题式研究方法”，是我们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和理论问题的必要条件。如果我们秉承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研究方法”和“问题式研究方法”的话，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就必须建立在对其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社会运动、哲学与文化运动的准确把握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建构和理论运思的深层逻辑，透过其具体理论观点，总结归纳出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理论效应和社会效应，最终判定其理论得失和所属的理论谱系。

最后，我们还必须搞清楚我们展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研究的目的与意义问题，这本质上是关涉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立场的问题。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既不能停留在单纯客观的资料引进和评介上，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降低为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著作的解释和阐释，也不能固守狭隘的学院话语，自说自话和自我边缘化，而应该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放在如何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放在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规律上。这实际上是要求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特别是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理论建设有机结合起来。陈学明教授在论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目的和价值时指出，我们过去的研究“不是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对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内在地结合在一起，而只是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而没有把前者视为后者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⑧。“当今的马克思主义正面临严重的挑战，围绕马克思主义有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必须瞄准这些重大问题。”⑨只有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对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之能够作为解决这些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思想资源，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的价值和目的。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必须强化历史意识、时代意识和问题意识。所谓历史意识，不仅是指应当深入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而且是指应当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和民族化这一宏大历史视野，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而不是就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甚至把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割裂开来；所谓时代意识，就是指要立足于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和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展开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这就要求应当把如何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社会主义的发展作为我们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和归宿；所谓问题意识，就是不仅要求我们不能停留于简单客观地描述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上，而应当透过其具体理论观点，归纳和提炼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问题，而且也意味着在流派和代表人物众多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我们要结合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有所取舍。也就是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所有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从当代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角度看，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研究，又应当有一个轻重缓急、有所取舍的问题，我们应当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那些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的理论家和理论流派上。

国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不仅包括如何理解和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而且还应当包括我们的研究队伍建设、教材建设以及我们研究者自身如何相互理解和对话的问题。如何理解和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与队伍建设、教材建设以及研究者如何展开对话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应该说，近年来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队伍建设和教材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从队伍建设的角度看，不仅原有的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见长的复旦大学、南京大学、黑龙江大学和笔者所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得以继续稳固和发展，而且又涌现出了诸如中国人民大学、山西大学等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基地和人才培养基地，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也获得迅速扩张，这都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队伍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也应该看到，当前我国学术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队伍发生了从主要分布在哲学学科转换到分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变化，这两个学科不仅具有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重点，而且如何强化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打破在中国学术界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的壁垒，把哲学学科较注重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较注重剖析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意识形态性质与实践效应有机结合起来，是我们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建设中应当认真考虑的问题。

研究队伍的建设离不开教材建设。从当前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教材建设的现状看，除了张一兵教授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上、中、下)和俞吾金、陈学明教授撰写的《国外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上、下)两部教材涵盖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和理论家的思想之外，其他教材主要只集中介绍和评介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关于晚期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虽然国内学术界出版了研究专著，但还没有一本从总体上系统评介其理论发展历史和具体理论观点的教材。上述两部系统介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材在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象的界定、理论性质判定、写作方法等问题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远远不能适应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建设的需要。如何整合国内学术力量，分别编写适合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材，应当是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队伍培养必须面对的问题。本科生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材的重点应当放在历史地再现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上，侧重于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理论的总体性把握上；研究生教材则应当侧重于揭示和探讨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上。以笔者之见，这些理论问题主要可归纳为国外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文化观、科技观、消费观、生态观、资本主义观、社会主义观等理论问题，通过对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培养和提升研究生的理论思维能力，更加全面地认识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和价值。

学术队伍的培育和教材建设二者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国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而研究者之间的对话则是我们进一步深化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研究者之间的对话，既包括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也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之间的对话。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间的对话看，就是要克服当前研究者脱离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性把握而走向研究碎片化的倾向。当前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虽然在具体人物、具体流派的研究上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却存在脱离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整体发展来谈论国外马克思主义具体流派和代表人物思想的现象，使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虽然新概念、新人物和新思潮不断涌现，但是这种研究却是割裂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国外马克思主义新思潮研究的内在联系，并且在基础理论问题研究上相对薄弱且无大的进展，这就要求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应当突破各自为政、画地为牢的做法，而应当彼此平等地对话，通过对话厘清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不同理论流派和理论家理论观点的异同及其原因，深化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总体把握与认识。从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之间的对话看，核心是要突破他们之间相互隔膜的现象，既要批判地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使之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又要变革彼此之间不信任甚至是敌视和相互贬损的现象，实现二者的平等对话。具体地说，由于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研究范围看经历了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换，从评价上看又经历了一个从否定性评价到肯定性评价的转换，由此出现了我国学术界的“以西解马”的现象。在部分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看来，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真正理解和把握了马克思哲学的真精神，是学术版本的马克思主义；而苏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政治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由此产生了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拒斥，使得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看不起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逐渐走向学院化而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割裂开来的不正常的发展趋势；而在部分从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看来，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都是以各种形式割裂和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其目的的，因此这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总是抱着否定的态度看待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强调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内容加以论述，这种强烈的非理性的对立情绪导致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积极成果，由此造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然相互否定而无法建立有机的联系。要克服上述现象，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应当向学术界大力推介其研究成果，为从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了解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具体观点和理论实质创造前提；而从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则应当树立“理论与实践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与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学者展开理论对话，批判地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成果，使之成为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资源。

注释：

①参见王雨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前沿理论问题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2-76页。

②[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6页。

③衣俊卿：《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史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

④参见王雨辰：《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05-219页。

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7页。

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65页。

⑦参见王雨辰：《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与差异政治学的重构》，《社会科学辑刊》2018年第2期。

⑧陈学明：《情系马克思：陈学明演讲集》，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页。

⑨陈学明：《时代的困境与不屈的探索》，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页。

[作者简介] 王雨辰(1967- )，男，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文化发展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生态文明理论研究。

[文章来源] 《山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