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张红建

摘 要：自古巴革命胜利以来，古巴共产党在严峻的国际形势之下，始终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自身建设，巩固了自身的执政地位，赢得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主要包括：坚持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强化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严明党的纪律，坚决彻底惩治腐败；建立完备的干部监督机制；推进新型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发挥群众监督的力量。这些举措对于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进从严治党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古巴共产党；从严治党；权力制约；民主政治制度

现今的古巴共产党是由 1959 年革命胜利后的古巴人民社会党、“七二六运动”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而成。作为西半球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立后，一直遭受美国的长期高压封锁，特别是在苏东剧变后，古巴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下，始终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对国内外企图颠覆古巴社会主义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斗争，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这样巨大成就的取得与古巴共产党始终注重加强政党治理和自身建设密不可分。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加强管党治党的同时应具有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对古巴共产党执政的成功经验进行充分借鉴，进一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一、古巴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成功经验

古巴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自身建设，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之下构建起了严明的党纪党规制度体系，用以监督和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进而大大提高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效地保障了古巴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其具体做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保持党的吸引力和号召力

古巴共产党是古巴的执政党，也是古巴唯一的合法政党。古共认为：“党概括了一切，集中体现我国历史上一切革命者的理想；具体体现了革命的思想、原则和力量”，“党是今天古巴的灵魂”。[1]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进一步提升管党治党水平的重要前提，更是古巴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古巴议政合一的政治体制和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质疑和挑战，古共在“四大”中提出“拯救祖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深刻号召。在五大上，古共重新强调了坚持共产党一党领导、不搞多党制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将坚持党的领导与维护古巴人民根本利益高度统一，使其在全民族中达成共识。[2]古共注重加强自身的政治领导，而不是实行家长制的包揽与庇护。在政治方面，中央下属机构组织部、干部政策部、基础工业部、消费和服务部、农业食品部、交通和通讯部、国际关系部、意识形态部等13 个部门，承担了古共对古巴实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等多方面的领导。在党和政府关系方面，古共在不断完善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制度的同时，进一步加强政府在经济工作中的作用。在法制领域建设方面，古共十分强调依法治国，在制定法律的同时，进一步维护法律的尊严，完善相关配套法律制度。在群团组织方面，古共成立了保卫革命委员会、中央工会、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古巴妇女联合会、大学生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团结最广泛的人民群众统一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同时，古共允许教徒入党，进而充分扩大了党的代表性，提升了党的凝聚力。

（二）强化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以“思想战”凝聚社会意志

重视对党员干部的教育与培训是古共的一大优势。古共最初由三个革命组织合并而成，且大部分党员来自于原组织中的普通成员，以农民和工人等社会底层人士为主，多数党员文化程度偏低。为了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古共建立了一套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培训体系。古共中央设有党内教育部，总揽全国党校系统和政治思想培训中心的工作。[3]党校系统主要针对党内领导干部，分为中央、地方和基层三个层级，“尼科 • 洛佩斯”是中央党校，主要负责培训党中央高级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各省的省委党校隶属于地方党校，主要培训党的地方干部；基层党校则以培训基层干部为主。不同于党校，政治思想培训中心的授课对象偏重于普通党员，主要目标是对党员和预备党员进行规范的、完备的教育，提高其政治素养和理论水平。经过长期努力，古共党内的党员领导干部文化水平显著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明显提升。

重视对党的指导思想的民族化与本土化是古共在思想理论方面的一大创新。古巴以国家最高法的形式把党的指导思想确定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古巴人民目前的主要目标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基础上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僵化不变的，它提供的是规律和方法，应在实践发展中实现指导思想的本土化。在古巴进入“和平时期的特殊阶段”后，为了增强古巴人民的凝聚力，古巴共产党“四大”通过的党章指出：古巴共产党是“何塞 • 马蒂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党”，创造性地将何塞 • 马蒂思想融入党的指导思想。古巴共产党“五大”的中心文件《团结、民主和捍卫人权的党》首次提出，古巴共产党是以“马列主义、马蒂学说和菲德尔思想为指导的”，[4]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再次飞跃，提升了全国人民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严明党的纪律，坚决彻底惩治腐败

严明的党规党纪是提升党的建设质量的重要手段。1996 年 7 月，古巴共产党制定并颁布了《国家干部道德法规》共 27 条，对领导干部从道德标准到行为规范均做出了详细规定。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拉赫在《国家干部道德法规》颁布仪式上强调：“没有精神道德就没有社会主义，如果我们的人民在干部身上看不到共产党人特有的品质，就没有社会主义。”[5]该法规的颁布提升了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平，严明了党的纪律，用软性的道德规范和硬性的纪律准则约束了党员干部的越轨行为。同时，古共颁布了一系列的纪律条例规范党员行为，如《基层组织条例》、《入党条例》、《处罚适用条例》等，实现了对党员日常行为规定的高度制度化。

为了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古共坚持惩治贪污腐败，绝不容许党内存在一个腐败分子。1989 年 6 月至 7 月，古共在党内掀起了一场肃贪反腐运动，期间发生了震惊国内的“奥乔亚事件”。奥乔亚是古巴仅有的 5 名“共和国英雄”之一，曾打过游击战，担任过高级军事顾问和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在肃反运动中披露出奥乔亚参与国际走私与贩毒活动后，这个曾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功臣也难逃被处以死刑的命运。与此同时，因挪用公款、玩忽职守被撤职和判刑的还有内务部长、运输部长、民航局长、情报局长、消防局长等一批官员，这体现了古巴共产党反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同时，古共对于党内的“关键少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级干部子女不能从事商业；高级干部不能去旅游饭店消费；高级干部没有特殊供应等，这些规定对于监督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重视对干部监督机制的完善，统筹党内外部监督合力

为了防范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古共建立了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除了党组织对党员实行的经常性监督之外，在党内外还设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古共在党内设立了监督委员会，分为全国（即中央）、省和市（县）三级，并对其产生和职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古共同时设立了中央、省、市三级申诉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受理对党员和干部违纪行为的举报和党员干部有关处分的申诉。为了增强申诉委员会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该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同级党委无权否定或修改。2001 年，古巴成立了监察部。监督委员会、申诉委员会和监察部共同构筑起古共党内严密的监察机制。在党外，古共设立了全国群众举报委员会，直属中央政治局委员领导；建立全国审计办公室，从属财政部领导，但拥有独立的办案权，强化了财政监督部门的职能；[6]设立了对公车私用行为的专门监督机构，对于违纪行为进行严肃处理。

古共自革命年代流传下来的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至今未变，体现在对于领导干部的工资情况、住房情况、医疗情况、用车情况等的详细规定之中。工资方面，干部的工资实行完全的公开化，根据 2001 年的工资标准，全国职工平均月工资为 245 比索，局级和部级干部的月工资都是 400 多比索，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的差距只有 1:5，领导干部不能从事本职之外的其他职业；住房方面，古巴职工的住房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主要标准是个人需求而不是官职大小，除个别领导人有单独的官邸外，绝大部分领导干部分散在普通民众的居住区之中。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标准和全民公费医疗对于古巴所有国民一视同仁。这些规定不仅体现为对党内领导干部的监督，更是对普通民众的维护，因而成就了古巴社会罕见的公平公正。

（五）创建新型民主政治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古共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清晰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自 1959 年革命胜利后，古巴就开始了创建新型民主政治制度的历程。卡斯特罗始终将人民的参政议政视作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而人民高效的政治参与也是实现管党治党科学化的一种重要手段。卡斯特罗在革命胜利后提出人民所需要的是真正的民主，这种民主的实现应建立在使农民获得土地、工人的劳动权受保障、学生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均等机会、黑人和妇女不受歧视、全民享有平等的医疗救助等基础上。从 19 世纪 60 年代的直接民主到 70 年代的代议制民主，发展到 80 年代的参议制民主，古巴民主政治体制不断完善。1960 年在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上，卡斯特罗提出：“民主就是大多数人的治理；民主就是在这样的治理形式下大多数人的意见得到考虑；民主就是在这样的治理形式下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维护。”[7]在这一理念之下，60 年代古巴开始扩大直接民主的范围，对于政府颁布的各种重要的法律草案组织全民性的讨论，以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可直接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和重大政策的实施。70 年代，古巴领导人提出具有代议制性质的“人民政权”模式，“人民政权”是一种由人民选举出代表进行治理的制度，它降低了直接民主在技术层面的难度，也避免了间接民主带来的对民主本意上的歪曲。80 年代，古巴不断推进民主化进程，提高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并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参议制民主。参议制民主在选举方式上强调人代会代表来自于基层选区，由人民真正选举而出，在决策方式上重视所有民众对于公众事务的讨论和意见。参议制民主通过运用各种方式调动全体民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对古巴战胜困难，逐步恢复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古巴，人民的参与是民主的核心，实现最大程度地参与，是推动民主化进程的根本动力。[8]古巴式的社会主义大民主提升了党的决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对于遏制党内腐败、改善党内作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六）保障群众利益，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卡斯特罗认为，古共要坚决维护同群众的关系，这是党得以存在的理由，也是给与党威望和智慧的力量。他告诫全体党员“永远不能超越群众，永远和群众在一起，永远在人民心中”。[9]为了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古共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促进群众参与吸收党员的工作。古共“党章”规定，参加党的人应该是“工人阶级和人民最优秀的儿女”，是“从最出色的劳动者中挑选出来的”。因此，接纳党员必须在征求群众的意见后才能进行。二是党通过各种政治组织加强同群众的联系。这些群众组织和社会团体包括工、学、妇、小农等群体的组织。“学”指的是大学生、中学生和少先队员的组织，他们是革命和建设的后背力量。此外，在革命胜利初期，革命群众为了反击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而建立了“保卫革命委员会”，其成员占全国 14 岁以上人口的 90%，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保革会在维护社会稳定、为社区居民服务和宣传党的主流价值观，配合党的中心工作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巴国内的群众组织加到一起，几乎覆盖了国民的 100%。三是群众参与制定党的政策。党在制定重大政策前，广泛听取群众的讨论意见，这是古共的一项优良传统。例如：古共四大和古共六大召开之前，将拟定于会议上提出的新的方针政策如实地交给全国人民进行充分讨论，总结有益的经验，修改补充完善后形成最终文件，交付党代会审议。在古共四大召开之前的大讨论中，全国有 350 万人参加，提出 120 多万条意见。古共六大召开前的大讨论中，共有 891 万人参加，提出 78 万多条意见和建议。古共在党员构成、党的活动方式和党的政策制定等方面均强调人民群众的参与和监督，运用全民大讨论的形式不仅有效地发扬了民主，教育了群众，密切了党群关系，也使党的决策更加合理和科学。

二、古巴共产党管党治党的主要启示

古巴共产党以管党治党为着力点，努力推动自身经济、政治、社会等多方面的改革，成功渡过了苏东剧变后国内的特殊困难时期，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0]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运用国际思维和世界眼光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成功经验的吸取和借鉴。古巴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做法为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思想建设是执政党凝聚人心、融合社会的重要手段，必须通过创新增强党的指导思想的吸引力和包容力

人的思想认识和价值理念直接影响到其行为方式和生活态度，对思想领域的放松警惕，将直接危及国家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命运。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是生命共同体，党的执政地位能否长久与社会主义制度能否稳固息息相关。作为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古巴坚持党的领导，反对西方多党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新自由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渗透；坚持人民代表大会政体，反对西方议会民主制；坚持以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和管理国家机关，这些是古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坚持的原则和经验。针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尤其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混淆是非，古共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创新，创立了具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善于用发展着的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头脑，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的同时，还将具有本土化特征的何塞 • 马蒂思想和卡斯特罗思想列入党的指导思想，通过理论创新提升了党组织的凝聚力，提高了民众对于古共的认同感。同时，古共十分重视对舆论的引导，创办了自身的机关报《格拉玛报》等，并通过多样化的方式抵御西方不良思潮的渗透。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从思想上建党，灵活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通过古田会议、遵义会议、延安整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对党内错误思想及时进行清算，逐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均发生着深刻变化，党的思想建设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从国际形势来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外衣的掩盖下，努力将代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输入中国，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从国内形势来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带来异质性成分的增多，市场经济带来的利益分化和重组加剧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应借鉴古巴共产党的经验，首先应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多种社会思潮的解释力和包容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吸引力；其次，大力做好新形势下党校工作，坚持将党校姓党贯穿于党校工作的始终，增强看齐意识；再次，重视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创新方法和手段，提高党的新闻舆论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二）组织建设是执政党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只有发挥党内民主的整合作用，才能实现党的建设的科学化

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和力量源泉。在现代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执政党的生机与活力，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机制保障党内民主，体现在监督党的各种机制是否健全与灵活。[11]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古共一直未能很好地将夺取政权的党与执政的党区别开来，政治体制上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现象较为突出，党内民主的欠缺导致党内监督的活力不足。古共深刻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革命胜利后，其治国理政的理念就一直遵循着公平、公正、民主等思想，主张国家政权属于人民、来自人民、服务人民，不断完善民主制度，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扬民主，鼓励人民群众参政议政，发挥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积极性。通过民主机制和民主制度的约束力，调动和发挥了群众的监督作用，对党员干部的官僚腐败现象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

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始终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党内民主为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是我们党战胜困难和考验的重要武器。中国共产党对于民主集中制的认识是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成熟的，但是受制于传统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思想和群众运动思维，党内民主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重形式轻实质、忽视普通党员权利、对上负责对下敷衍等问题。我们党在加强党内民主和党内监督的过程中应充分借鉴古巴共产党的经验，首先应重视对普通党员和群众利益的维护，充分保证党员了解党内事务的权利；其次应保证普通党员享有广泛参与党内决策的权利，党内重大决策必须广泛征求普通党员意见；再次要进一步增强党内监督的针对性，要充分认清对党员监督与对党员领导干部监督的差别，重点加强对“关键少数”的监督。要不断改进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党内监督的实用方法，调剂好党内监督的“良药”，营造党内监督的积极良好氛围。

（三）廉政建设是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关键环节，必须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和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公正、廉洁、开放、民主是民众对当下政党特别是执政党的基本要求，也是政党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必要条件。只有彻底清除党内腐败，才能提高群众对执政党的拥护和认同。反之，如果党内贪污盛行，反腐败不力，甚至将腐败“制度化”，势必危害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反对党内腐败要求对执政党的权力进行严格的监督和制约，这是党内监督的一项重要内容。古共自革命胜利以来，就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严格管理，加大对腐败、违纪行为的监督和处理力度。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增强廉政建设的可操作性，完善廉政建设的各种监督机制，实行群众参与干部工作制度，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为古共渡过“特殊时期”，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将廉政建设放在了至关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力度持续增强。腐败的本质是对公权力的私用，因而腐败大多与权力配置不科学、权力监督不彻底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廉政建设应吸收古共的优良经验，重点是要坚持“标本兼治”的原则，“治标”主要是突出惩戒的作用，侧重于对腐败分子的惩罚和震慑；“治本”主要突出的是预防的作用，侧重于提升权力配置的科学性，实行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以及对于领导干部的廉洁教育，同时也倒逼党内的反腐倡廉制度建设。“治标”为“治本”储备时间，只有双管齐下，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古巴作为世界上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一直受到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它遭受着西方学者对其冠以的“专制”“独裁”的抨击；另一方面，覆盖全国的免费医疗和免费国民教育使它被誉为“全世界最公平的土地之一”。作为古巴唯一的执政党，古巴共产党关于执政党建设思想、治国理政方略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宝贵财富。我国正处于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党治国的经验，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注释：

[1]毛相麟：《古巴社会主义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52 页。

[2][3]毛相麟：《古巴社会主义研究》，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45 页，第67 页。

[4]徐世澄：《卡斯特罗的人格魅力、思想和历史功绩》，见《当代世界》2008 年第3 期，第16 页。

[5]李辽宁：《古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特点及启示》，见《思想理论教育》（上半月综合版）2006 第12 期，第18 页。

[6]张琼琼：《卡斯特罗党建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 年，第36 页。

[7]张金霞：《卡斯特罗关于古巴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实践》，见《社会主义研究》2011 年第4 期，第60 页。

[8]程凤华：《古巴政治体制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郑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 年，第123 页。

[9]中共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课题组：《古巴共产党密切党群关系的基本做法和经验》，见《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4 期，第4 页。

[10]秦金月：《中共十九大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作报告》（直播全文），见中国网：http://www. china.com.cn/cppcc/2017-10/18/content_41752399.htm, 2017 年10 月18 日。

[11]夏立忠：《执政党党内民主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第67 页。

[作者简介] 张红建 (1990 - ) ，女，河北藁城人，中央党校党的建设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