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共产党的百年沧桑

袁群

瑞典共产党成立于1917年5月, 在其长达100年的发展历程中先后经历了作为共产主义政党时期、去苏联化时期和成为社会主义政党时期三个发展阶段。[1]瑞典共产党的百年沧桑实际上是瑞典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一个缩影。对瑞典共产党的这个典型案例进行研究, 既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该党发展演变的背景、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困境, 也有助于我们客观地把握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向。

作为共产主义政党时期

瑞典共产党的前身是瑞典社会民主左翼党。瑞典社会民主左翼党于1917年5月从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分裂而来。1889年4月19-22日, 随着瑞典工人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瑞典全国16个社会主义俱乐部和51个工会俱乐部的49名代表在斯德哥尔摩举行会议, 宣布成立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 (以下简称瑞典社会民主党) 。大会选举卡尔·亚尔玛·布兰亭 (Karl Hjalmar Branting) 为党的第一任主席。成立时全国有党员3194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 随着伯恩施坦主义的出现、蔓延和泛滥, 瑞典社会民主党同当时第二国际欧洲大陆的各国社会民主党一样, 也出现了分化, 形成了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派也即马克思主义派和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派的对立。正如列宁曾指出的:“在瑞典, 机会主义者的领袖布兰亭, 对于人们斥责德国社会党人为叛徒这件事大发雷霆, 而左派领袖霍格伦 (Zeth H9glund) 却宣称, 在他的支持者中间, 有些人正是这样看的。”[2]

在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下, 瑞典社会民主党分别于1905、1908、和1911年分别对党纲进行了三次修改, 更加突出了开展议会工作的意义, 并提出党的头等任务是参加议会选举和争取普选权。1911年, 瑞典社会民主党内以泽特·霍格伦为首的左派和以布兰亭为首的右派在大选前不久举行的代表大会就社会民主党人参加联合政府的问题进行了辩论。这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 宣布除非出于紧迫的政治需要, 并征得议会中社会民主党议员和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批准, 任何社会民主党人都不得参加联合政府。可以说, 这一决议是左、右两派妥协的结果。

1914年, 社会民主党的议席升到了73席, 首次成为议会中第一大政党。随着瑞典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力量的增强, 左、右两派再一次发生了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参加政府的争论。在1914年的党代会上, 布兰亭指出:“现在要由党代表大会来决定, 我们究竟是举行民主合作的路线, 同那部分和我们具有相同看法的资产阶级左翼进行合作, 以便通过必要的改革去实现我们的目标呢, 还是根据原则, 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孤立的党呢?现在代表大会必须决定, 是应该采取预备措施呢, 还是党———在其他人而不是我担任主席的情况下———应该独行其事, 不考虑国内政策的后果呢?”[3]经过激烈辩论, 大会最终决定在原则上不反对接受政府所交付的任务。联合政府的政策遭到了以泽特·霍格伦为首左派的强烈反对, 这个派别于1916年成为分离派的核心。1917年5月, 这个派别的人 (大约占社会民主党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 其骨干是原先的社会民主青年团) 在泽特·霍格伦的带领下同社会民主党进行了分裂, 另外成立了一个新党———瑞典社会民主左翼党。

1917年12月, 霍格伦和党的另一位领导人卡尔·基尔博姆 (Karl Kilbom) 到彼得格勒访问, 以示他们对十月革命的支持。由于瑞典代表团是在十月革命后最早到访的国际团体之一, 列宁在十月革命的指挥部斯莫尔尼宫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霍格伦和卡尔·基尔博姆还受邀在彼得格勒向群众发表了演说。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 瑞典社会民主左翼党随即加入。1921年春, 以霍格伦为首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左翼党代表团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回国后, 霍格伦根据共产国际二大发布的《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第十八条“一切愿意加入共产国际的党, 都应当更改自己的名称”的规定, 将党名改为瑞典共产党, 并清除了党内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分子。在1921年根据新宪法举行的第一次下院选举中, 共产党获7个议席, 而社会民主党获得了93个议席, 再一次成为下院第一大党, 并组建了第二届社会民主党内阁。1922年, 霍格伦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

1924年8月, 霍格伦由于批评共产国际过多地干预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事务而被共产国际指责为右倾, 瑞典共产党随即将其与追随者开除出党, 霍格伦随后建立了自己领导的共产党组织。1926年, 霍格伦重新加入了瑞典社会民主党。霍格伦被开除后, 卡尔·基尔博姆成为瑞典共产党新的党主席。1925年卡尔·基尔博姆率领300人的瑞典工人代表团到苏联访问, 他们参加了红场的游行活动, 并在布哈林等苏联领导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列宁墓, 还向群众发表了演讲。回国后, 卡尔·基尔博姆被布哈林派往德国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来监督德国共产党的行动。1927年卡尔·基尔博姆和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共同向共产国际提议, 共产党应与激进的社会民主党人合作来建立人民战线, 以抵御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攻。但这一提议遭到了斯大林的拒绝, 斯大林认为, 社会民主党人与法西斯主义者是一丘之貉。1929年,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令, 瑞典共产党内的胡戈·希伦 (Hugo Sillén) 领导的斯大林派将基尔博姆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党。同年, 卡尔·基尔博姆建立了一个独立于苏联的新的瑞典共产党 (后来又改名为瑞典社会主义党) , 并开始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展开批评。这次分裂使该党元气大伤, 党员人数仅剩7000余人。在胡戈·希伦的领导下, 瑞典共产党坚持阶级斗争的路线, 拒绝与社会民主党合作, 1931年他的党主席位置被斯文·林德罗特 (Sven Linderot) 所取代, 该党也开始走上了稳定发展的道路。

1931年春, 阿达伦 (Adalen) 河谷的一家锯木厂主由于削减工人工资而引发工人罢工。为了镇压罢工, 军队开进工厂, 打死了4名工人。此后, 在全国各地, 支持罢工工人, 反对军队的游行示威此起彼伏。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都参加了这次示威。奥达伦事件为危机重重的瑞典共产党带来了生机。1932年瑞典社会民主党重新执政, 开始了其“人民之家”计划的探索。1936年7月, 西班牙内战爆发。为了支援西班牙人民反对佛朗哥反动军队和德、意法西斯的武装干涉, 共产国际于同年9月作出了关于组建国际纵队的决定, 瑞典共产党随即组织了大批党员赴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 与西班牙人民一起浴血奋战。瑞典共产党参加国际纵队的行动极大地提高其在国内工人阶级中的声望。再加上卡尔·基尔博姆领导的瑞典社会主义党逐步走向衰落, 瑞典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力量逐步壮大, 到1939年, 瑞典共产党的人数达到了约1.9万人。

1939年4月, 瑞典共产党召开十一大, 通过了关于坚决维护国家独立、人民民主权利和社会成就的决议。1939年8月23日, 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瑞典共产党表示支持。1939年11月30日, 苏联对芬兰发动冬季战争。瑞典国内要求帮助芬兰的呼声非常强烈。瑞典舆论界认为, 这显然是一个大国为了保护自己, 不惜践踏一个小国的领土。在社会民主党政府的支持下, 许多士兵和平民到芬兰作战, 瑞典全国举行了许多募捐活动, 为芬兰人民提供衣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4]而瑞典共产党是瑞典国内唯一的一个支持苏联的政治力量。1939年12月, 瑞典社会民主党同人民党、温和党、中央党共同组建大联合内阁, 但瑞典共产党被排除在外。1940年4月, 纳粹德国占领丹麦和挪威, 瑞典共产党认为纳粹德国对丹麦和挪威的占领对英帝国主义而言是一个失败。它积极支持两国的抵抗运动, 隶属于该党的工人群众将从煤矿偷来的炸药偷运到挪威, 并对逃到瑞典的两国的抵抗运动分子提供庇护。瑞典共产党的上述立场引起了德国驻瑞典公使的不满, 他要求瑞典政府对瑞典共产党施压。瑞典政府迫于压力对瑞典共产党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 如禁止该党的报纸等印刷品通过交通工具运往外地, 许多党员干部被政府强行安置到国内十余个军事营地服务。瑞典政府还指派3000余名警察在全国范围内对瑞典共产党的办公场所和党员的家进行搜查, 但并没有找到任何犯罪证据。在这种情况下, 包括党主席在内的党的积极分子转入地下活动。

二战后期, 随着纳粹德国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和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做的巨大牺牲和贡献, 国内舆论开始转向同情瑞典共产党, 其处境也随之好转。1944年执政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举行第十七届党代会, 提出了27点战后规划, 规划指出, 必须推行积极的就业政策, 加强政府对企业的影响, 规划中没有提到大规模的企业国有化, 却建议实施“政府计划经济”, 已达到充分就业, 促进企业界扩大民主, 提高效率, 从而带来国民收入分配的合理和国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5]瑞典共产党在同年召开的十二大上决定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 也将27点战后规划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 提出在瑞典的特殊环境下, 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6]在1944年的下院选举中, 瑞典共产党获得了10.3%的选票。同年, 在1946年的地方政府选举中, 瑞典共产党获得了11.2%的选票, 瑞典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也史无前例地达到了5.1万人, 议会选举的成就也强化了瑞典共产党关于在议会框架内取得国家政权的观念。这时, 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思想也开始在党内的争论中占据上风。党的工会政策也转变为在工人运动中尽量不与社会民主党发生对抗。

1947年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标志着冷战的开始, 这使得正处于上升势头的瑞典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瑞典共产党在二战中的亲苏联立场所造成的舆论优势开始逐步丧失。1948年, 瑞典共产党只获得了6.3%的选票, 而在1952年其得票率更是下降到4.3%。但面对不利形势, 瑞典共产党仍然坚持统一战线的策略, 主张与瑞典社会民主党进行合作。在1952年举行的下院补选中, 为了保证劳工势力在下院占据多数, 瑞典共产党决定在耶姆特兰 (Jmtland) 和克里斯蒂安斯塔德 (Kristianstad) 两地退出竞选, 以确保社会民主党的获胜。1953年, 瑞典共产党内关于路线之争达到高潮。党内的左翼领导人赛特·佩尔松 (Set Persson) 认为党制定的与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向社会民主党投降。他批评党的新任主席希尔丁·哈格伯格 (Hilding Hagberg) 是机会主义者, 而赛特·佩尔松被指责为利己主义者, 其目的是要分裂和破坏党的形象。赛特·佩尔松随后退出瑞典共产党, 于1956年与其追随者组建了瑞典共产主义劳工联盟。

去苏联化时期

战后至70年代中期, 瑞典社会民主党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 结合瑞典的国情, 根据当时条件和形势的变化, 不断地探索其理论与政策, 连续执政31年。在执政实践方面经历了从“福利社会主义”到“职能社会主义”的演变过程, 并形成了引起世人广泛赞誉的“瑞典模式”。社会民主党在这一时期的执政也使瑞典由一个贫困落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此时, 瑞典共产党内部却在与苏联关系的问题上分歧严重, 纷争不断。

1956年2月, 苏共召开二十大。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在党中央总结报告中认为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赫鲁晓夫还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 要求肃清个人崇拜在各方面的影响。苏共二十大对瑞典共产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 赫鲁晓夫提出的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点与瑞典共产党在1944年提出了所谓的“新路线”的主张是相切合的;另一方面, 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否定也使瑞典共产党开始思考要走一条独立于苏联的路线。在1956年4月14—15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 经济学家、党报主编卡尔·亨里克·赫尔曼松 (Carl-Henric Hermansson) 就指出,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不是在大街上贴多少他的画像的问题, 关键在于我们要发现产生这一现象的制度弊端。[7]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和1961年柏林墙建立, 对瑞典共产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1962年的地方选举中, 瑞典共产党只获得了3.8%的选票, 而一向反苏的社会民主党则大获全胜。选举后不久, 党内一些高级领导就指出, 与苏东集团的密切关系是影响瑞典共产党选情的主要因素。卡尔·亨里克·赫尔曼松认为:“其他政党或国家指派给党的行动要尽快地停止。”而中央委员会向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国际联系方面的建议是, 尽管党的工作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为基础, 并以促进各政党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为目的, 党的记者在报道各党的情况时, 正反面的情况都要有。党员培训要重点强调瑞典的特殊环境及其可能发生的情况。[8]

在1964年议会选举前夕, 党内的争论再度白热化。改革派认为, 瑞典民众现在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有了面包与和平, 如果瑞典现在在人权和自由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他们有耐心等一下再做反应。现在想动员瑞典穷人和被压迫的工人阶级提出激进的要求的做法已经过时了, 党现在必须通过新的方式来吸引选民。党内争论的加剧也使瑞典共产党分化为四个派别, 传统派、左派、右派和现代派。传统派的代表着党的共产国际传统。他们认为要根据瑞典的国情和民主传统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 并与苏东阵营的国家和平相处。他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马列主义和民主集中制等布尔什维克党的基本理念, 相信工人阶级, 不信任知识分子。在政治工作方面, 他们相对比较灵活, 他们关注公认的权益和地方的政治生活。左派的形成部分原因是中国与苏联关系的恶化, 左派的主要基础是共产主义者控制的学生组织———清澈 (Clarté) , 其领导人博·古斯塔夫森 (Bo Gustafsson) 捍卫毛泽东的武装斗争的思想, 反对和平共处。左派支持中国, 批评党放弃列宁的遗产而支持修正主义。右派则赞成与社会民主党进行更为紧密的合作, 放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将党由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转变为民主的党。现代派是介于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改良主义者。他们的理念来自于早期的新左派, 主张人道的社会主义, 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脱离关系。他们坚决反对资本主义, 强调要团结第三世界国家。

在1964年举行的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 现代派取得胜利, 卡尔·亨里克·赫尔曼松取代希尔丁·哈格伯格成为新的党主席。赫尔曼松上台后, 采取了一系列去布尔什维克化的改革, 如关闭了设在东德巴特多伯兰县 (Bad Doberan) 的党校;拒绝接受苏联的援助;党的对外联系不限于共产党, 开始加强与改良主义左翼政党的关系;党的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 并邀请社会人士参加相关圆桌会议。赫尔曼的改革也获得了一些回报, 在1964年的下院选举中, 瑞典共产党获得了5.2%的选票, 而在1966年的选举中则获得了6.4%的选票。此次改革也没有像以往那样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 这是因为中苏关系的恶化,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处于分裂状态, 苏联不想失去瑞典共产党这个重要盟友。此外, 瑞典共产党党内一些亲莫斯科的领导人对党的改革也持默许态度。在1967年举行的党的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 瑞典共产党提出了新的党纲。新党纲指出, 党的目标是在人民和议会同意的情况下, 通过国有化和改革将瑞典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主张通过议会选举来夺取政权。党纲中也没有再提民主集中制、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党纲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批评, 指出社会主义是指工业化、经济和社会变革。巨大的收入差异、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官僚主义的结构、剥夺人民关于文化和社会问题的讨论权是违背社会主义的理念的。[9]在此次党代会上, 瑞典共产党也将党名改为瑞典左翼共产党, 这也导致了党内的左派从该党分裂出去。由于党的一再分裂以及苏联入侵捷克事件的冲击, 瑞典共产党在大选中只获得3%的议席, 为该党史上最低。

1970年, 瑞典议会由两院制改为更具比例性的一院制, 一院制实行后, 作为老牌执政党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得票率不断下降, 以前每次选举都可以得到绝大多数选票的情况再也不可能出现了, 据统计, 在1936-1968年间, 社会民主党的选举支持率平均为47.46%, 而在1970至1988年间则降到了42.78%。[10]瑞典社会民主党要想上台执政和在议会通过相关议案必须要跟其他党派合作。这样, 在瑞典政坛由社会民主党和左翼共产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就形成了, 瑞典左翼共产党也成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权力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瑞典左翼共产党对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主要是帮助社会民主党获得议会多数, 或在议会中支持瑞典社会民主党的议案使其得到通过。这也导致社会民主党人对共产党人的态度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已故的帕尔梅首相在其作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最后一次讲演中说, 对左翼党应当像对其他党一样采取尊重态度。[11]当时瑞典政坛的特点是, 瑞典社会民主党一方面要获得瑞典左翼共产党的支持, 另一方面又要跟非社会主义政党进行协商。1975年, 在党的二十四大上, 拉尔斯·韦尔纳 (Lars Werner) 当选为新的党主席。拉尔斯·韦尔纳主张走一条根本上不同于苏共和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1977年3月, 以罗尔夫·哈格尔为首的一派从党内分裂出来, 另建瑞典工人党 (共产主义者) , 约有2000名党员跟随罗尔夫·哈格尔离开了左翼共产党。1981年, 在党的二十六大上, 瑞典左翼共产党强调要在左翼联合的基础上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1985年, 党的二十七大通过了关于同社会民主党关系问题的声明, 肯定了两党合作、阻止资产阶级政党上台的路线。

成为社会主义政党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 面对苏东剧变的冲击,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91年的大选中失利。在野后, 瑞典社会民主党经过反思, 在意识形态、经济、社会政策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和调整, 提出了以淡化意识形态、更加强调自由市场作用为特征的“第三条道路”思想, 自1994年开始实现了三连胜。1990年, 在苏东剧变的背景下, 瑞典左翼共产党二十九大将改名为瑞典左翼党, 以期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彻底切割。大会强调它是一个包括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及各种左翼人士的广泛的左翼政党。改名后的瑞典左翼党仍深陷危机之中, 一方面苏东剧变对党的冲击仍然是十分巨大的, 另一方面从地理分布上看, 瑞典左翼党的追随者主要来自瑞典北部两个快速发展的工业区北博滕省和阿达伦镇的煤矿工人、伐木工人、码头工人、纸浆厂和造纸厂工人, 以及哥德堡的造船厂工人和斯德哥尔摩的建筑工人且党员结构老化。这种状况使得该党能否获得超过议会席位的最低要求4%的选票比率变得危险起来。在1991年的大选中, 瑞典左翼党只获得4.5%的选票, 稍微超过了最低要求。在1993年举行的党的三十大上, 古德·史奇曼 (Gudrun Schyman) 当选为党主席, 并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指出, 左翼党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和女权主义的政党, 是瑞典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实行民主化的制度。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将人类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社会主义的思想传统是建立在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能力与其他人共同建立一个人人享有平等价值和相同机会的社会的理念的基础之上。马克思主义是党的理论基础, 但必须像对待其他政治科学的理论一样批判地、分析地对待它。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的党的思想传统是活的、不断变化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和这个我们为之努力改变的社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 必须废除资本主义, 将社会资源进行公平地分配。[12]在1994年的议会选举中, 左翼党获得了6.2%的选票, 而1998年则获得了12%的选票, 达到历史新高, 这也使左翼党成为议会第三大党。随着左翼党在议会中力量的持续增强, 其长期以来作为被动的支持者的地位也发生了改变。在2002年选举后, 左翼党联手绿党迫使社会民主党与其签订了长期的合作协议。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为内阁部长们配备了左翼党和绿党的顾问, 同时左翼党和绿党也各获得了一个省长的职位。这也使得左翼党首次可以间接地对政府工作施加影响。这样, 由社会民主党、左翼党和绿党组成的“红绿联盟”就在瑞典政坛出现了。

2004年, 瑞典左翼党三十五大选举拉斯·奥利 (Lars Ohly) 为党主席, 并更新了党纲, 新党纲将左翼党定位为一个基于生态考量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党, 是国际和国内工人运动、女权运动的组成部分。新党纲声称左翼党继承基于人人平等理念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思想传统, 批判性和探索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理论当作重要的政治工具。新党章指出, 现代左翼政治的基本元素包括人人平等;权力归人民所有;在尊重人权和民主理念的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公平分配;使所有人享有福利;建立一个团结的社会;保障劳工权利, 实现充分就业;建立集体所有制, 实现经济民主等。关于社会主义, 新党章认为, 社会主义的目标是通过对社会进行彻底的变革, 取消资本主义, 实现自由和民主, 使人类得到解放。社会主义不能只通过政党和它们的领导人来描述和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得到大多数民众的积极支持下才能得到发展。[13]

在2006年的大选中, 由于瑞典左翼党在加入欧盟以及对国内经济形势的分析等问题上存在分歧, 而资产阶级阵营却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一致, 以及瑞典社会民主党的“第三条道路”不仅使党的身份特征淡化, 而且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国内危机, 并有效地实施社会变革, 这导致了已连续执政12年之久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下台。而瑞典左翼党也只获得了5.85%的选票。在这种情况下, 瑞典左翼党开始对议会选举的持续低迷进行思考。通过调查发现, 党的地方党组织较为薄弱, 除了在竞选时之外, 党的政治生活只有少数积极分子参与;竞选活动也十分不得力, 党在竞选中提出的问题很少能得到媒体的关注等。2007年, 左翼党针对地方党组织较为薄弱的情况, 建立了名为“党建艺术”的工作小组, 负责学习欧洲其他国家左翼政党的有益经验。同时, 建立了党的纲领委员会, 负责更新党纲党章。左翼党党内的民主气氛也愈加浓厚。目前, 瑞典左翼党共有党员约1.3万人左右, 自1990年至2014年, 瑞典左翼党共参加了7次议会选举, 选举结果都在前4、5、6位徘徊, 这表明该党已成为国内政治中一支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 特别是其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所建立的“红绿联盟”, 更是在瑞典政局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 瑞典左翼党还是北欧绿色左翼联盟 (Nordic Green Left Alliance) 和欧洲联合左翼/北欧绿色左翼联盟 (GUE/NGL) 的成员, 并开始同世界其他国家及相关政党开展交流合作以不断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结语

瑞典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个曲折发展的历史, 也是一个不断探索具有瑞典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目前来看, 瑞典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依然十分严峻。一方面, 瑞典共产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相比, 力量和影响力仍相差较大。早至20世纪30年代, 瑞典社会民主党就开始探索本国特色的国家发展之路, 通过提出“人民之家”计划, 使瑞典摆脱了经济危机的困扰。二战后, 瑞典社会民主党在执政实践上又经历了从福利社会主义到职能社会主义的演变历程, 并因其建立的瑞典模式而闻名于世, 赢得了广大选民的信任和支持, 从而长期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保持主导地位。而在瑞典社会民主党迅猛发展之时, 瑞典共产党却一直深陷路线之争, 党内连续分裂, 党名不断改变, 党的发展空间也由此受到限制和挤压。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相比, 瑞典共产党在国内左翼政治生态中所扮演着的角色依然有限。另一方面, 在意识形态上, 瑞典共产党认为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 力图走出一条超越社会民主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中间道路。为了摆脱意识形态的包袱, 瑞典共产党不断淡化马克思主义, 并试图以环境主义、女权主义、国际主义等议题来重塑党的形象, 吸引更多的中间阶层的支持, 但由于这些议题与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议题相重复并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 同时又导致了传统工人阶级选民的疏远。与此同时, 由于历史原因所造成的不信任, 以及在市场化政策、欧盟问题以及和平主义等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瑞典共产党与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合作也没有充分发挥提升其影响力的作用。如在2014年大选中“红绿联盟”获胜, 但瑞典社会民主党只选择了与绿党组建联合政府, 而将瑞典共产党排除在政府之外就是最为突出的例子。但也要看到, 尽管瑞典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力还比较有限, 但共产党作为瑞典政治格局中的“左翼中的左翼”的形象已经初步形成, 与日益右转的社会民主党逐步区别开来, 而且目前党内较为团结、党员队伍不断壮大, 影响力也在逐步提升。从发展前景看, 瑞典共产党能否独立自主地处理好党的变革转型与保持社会主义政党特色的关系、如何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与左翼的合作和议会外的群众运动、如何进一步扩展党的国际影响力将决定着其未来发展走向。

注释：

[1]瑞典共产党1990 年改名为瑞典左翼党，为了表述的方便，在对该党的总体情况作论述时，一律用瑞典共产党来称谓。

[2]《列宁选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493 页。

[3]［美］卡尔·兰道尔: 《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卷，刘山等译，商务印书馆， 1994 年，第594 页。

[4]斯·哈登纽斯: 《二十世纪的瑞典政治》，戴汉笠、许力译，求实出版社，1990 年，第37 页。

[5]斯·哈登纽斯: 《二十世纪的瑞典政治》，求实出版社，戴汉笠、许力译，1990 年，第51 页。

[6]Maud Bracke and Thomas Ekman Jrgensen，West European Communism After Stalinism Comparative Approaches，EUI Working Paper HEC no．2002 /4，p． 59．

[7]Maud Bracke and Thomas Ekman Jrgensen，West European Communism After Stalinism Comparative Approaches，EUI Working Paper HEC no．2002 /4，p． 59．

[8]Maud Bracke and Thomas Ekman Jrgensen，West European Communism After Stalinism Comparative Approaches，EUI Working Paper HEC no．2002 /4，p． 61．

[9]Sveriges Kommunistiska Parti /Vnsterpartiet Kommunisterna，Samling Vnster i Svensk Politik． Gothenburg，1967，p． 30．

[10]Immergut，Ellen M． ，The Swedish Constitution and Social Democratic Power: Measuring the Mechanical Effect of a Political Institution，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vol． 25，no． 3，2002，p． 232．

[11]［瑞典］K·克维斯特: 《瑞典左翼党与社民党在政治生活实践中有接合点吗?》，潘延永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0 年第3 期。

[12]For a World in Solidarity: The Party Programme of the Swedish Left，http: / /spectrezine． org /europe /Vansterprog． htm．

[13]Partiprogram，Antaget av Vnsterpartiets 35: e kongress，19 － 22 februari 2004，Senast reviderat av Vnsterpartiets 41: a kongress，5 － 8 maj 2016，http:/ /www． vansterpartiet． se /material /partiprogram．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求索》 201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