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在现时代的“存在”何以可能———国外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透视

袁婷婷  王岩

摘 要：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国外一些左翼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域进行了透视。马尔库塞基于前期资本主义技术理性的演变，从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统治的新形式；哈维则通过空间向度的阐发，发现了空间生产与时间_－空间修复对延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吉登斯以社会结构的变迁，证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向第三条道路的转型之于缓和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价值；而随着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布展，阿明通过依附理论洞察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矛盾转嫁的实质。这些富有洞见的观点，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运行的内在机理，对于批判性地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前途命运，重申马克思“两个必然”思想的科学要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资本主义；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时间_－空间修复；第三条道路；矛盾转嫁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1]，亦即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然而，自 ２０世纪中后期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新变化，其在历经数次经济危机后仍呈现出较好的发展态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东剧变使得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遭受了巨大挫折。那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两个必然”的论断是否已经变得不合时宜？现时代资本主义社会保持其生命力何以可能？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另一只眼睛”，国外左翼学者纷纷从不同理论视域出发对此进行深刻剖析。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进行批判性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回答这一重大课题，科学把握 “两个必然”思想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切实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

一、科学技术及其意识形态统治

１９世纪后期以来，科学技术的多次革新，不仅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普遍提高，更深刻改变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既减轻了繁重的人力劳动，又生产出大量的消费品。于是，原本被劳动者厌恶的机器，当下被视为劳动解放的重要工具。进入消费社会，人们转而迷失在物的满足“迷迭香”之中。为什么会出现这一转向？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赫伯特·马尔库塞透过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镜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从精神层面出发，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凭借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控制形式，使民众意识趋向单向度性，从而导致人们的革命动力褪减。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得以在单向度社会中平稳、有序地运行。

马尔库塞的社会批判理论以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化为内核而布展。在他看来，“今天的意识形态的根据是，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2]亦是说，技术理性通过生产与消费环节发挥其意识形态统治功能。在生产环节，自动化与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高强度劳动造成的肉体痛苦与精神压力，蓝领工人的数量减少，原本赤裸裸的剥削奴役被科学的行政管理所代替，剥削的实质被遮蔽。而在消费场域，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通过所提供的商品与人们的需求成功结合在一起。马尔库塞认为，现行的大多数需求，诸如休息、娱乐、按广告宣传来消费等，都属于“虚假的需求”，这些并不满足人的本质需要的虚假需求是社会强加于个人身上的 。实际上，这是把“社会需要移植成个人的需要”[3]，继而实现社会与个体需求的一体化。物质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剥削的实质，社会控制正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的。而通过生产与消费系统，资产阶级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群众所期待的生产力、转化为群众所期待的物质产品、转化为群众所期待的生活条件、标准、水平的改善”[4]。科学技术将人们对物质资料的欲望转化为可观可感可用的现实，以至人们忽略社会的种种缺陷，甚至放弃对现存制度的否定与批判，反而转向肯定它。由此，技术理性成为发达工业社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在其作用下，社会的一切领域都趋向单向度：在政治领域，阶级之间的“平等化”彰显，无产阶级已然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力量”转向为“肯定力量”；在生活领域，面对共同“分享制度好处”的表象，以往人们反抗的生活基础不复存在；在文化领域，高层文化与现实的间距被克服，也不再具有同现实有根本区别的另一向度；在思想领域，实证主义、分析哲学甚为流行，这标志着单向度思考方式的胜利。

在马尔库塞看来，“单向度性”是发达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这种特征必然造就了发达工业社会人与现存制度的“一体化”。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科技进步引发了国家干预与政治行为的膨胀化，社会的自由竞争日益被国家垄断所代替，政府行为渗透到社会所有领域中，“统治变得集中和官僚主义”[5]，社会国家化成为必然趋势。二是个人与社会的一体化。个人深受“虚假需求”所支配，而社会通过发达的科学技术满足个人的这一需求从而达到对其进行控制的目的。如此，个体与社会达成和解。三是个人与他人的一体化。技术现实侵占了个体的私人空间，个人的全部身心被大量的生产与分配所占据。在近乎机械式的反应中，人们相互模仿，以至于任何拒绝 “随大流”的思想都会遭到斥责。四是个人思想与行为的一体化。科学技术通过所创造的商品和服务设施，把固定的态度和习惯强加给个体。于是，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不仅灌输与操纵着社会个体，更变成了社会成员的一种生活方式，使其从灵魂到肉体彻底地沦为单向度的人。概言之，在“一体化”社会中，技术理性使“一切真正的对立一体化，使一切不同的抉择同化”[6]。在严密的控制体系中，马尔库塞意识到，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如幽灵般笼罩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成了统治体系的一部分。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这是一个 “病态的社会”，科学技术俨然成为一种异化力量。令人遗憾的是，“异己的力量未能被异己的人所认识，技术理性已取得全面的胜利”[7]。在此意义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控制成为巩固当代资本主义统治的重要手段。

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为我们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并从独特的视角回应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何以能生存至今这一重大问题。然而，如果对其思想仔细加以分析，不难发现，“技术决定论”才是其理论内核。科学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其性质要取决于它在何种制度下发挥作用。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一切科学技术都有合理的价值，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应用。而马尔库塞却把发达工业社会利用科学技术所产生的系列消极现象，都归因于为科学技术自身，并用激进的否定态度对之加以批判。可以说，马尔库塞把科学技术控制与资本主义统治完全隔离开来，用技术理性批判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批判，认为科学技术而非资本主义制度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因此，他不可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不同于马克思立足于社会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彻底批判，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找错了批判对象。由于技术异化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根本矛盾的体现，自然，对这种异化的扬弃也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二、空间生产与时间_－空间修复

随着时代条件的变革，以交通、通讯为核心的科技革命，使资本具备了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现实基础。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 “福特主义”转向 “弹性生产”，这不仅加快了资本的周转速度，而且破除了资本的空间壁垒、推动了空间中的流动与空间的重构。这时，资本积累的方式就变为寻求、征服与占有空间，并用时间消灭空间。确切地讲，空间已成为资本积累的另一境域。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反思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灭亡这一问题，列斐伏尔曾断言，资本主义正是通过空间生产得以生存至今。大卫 ·哈维从空间视角出发，延续并推进了这一思考路向，提出了“时间 －空间修复”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由于明显倾向于对历史变革的研究而忽略了资本主义是如何生产自己的地理学”，[8]而通过历史唯物主义与地理学的结合，哈维深刻地认识到，建构在空间基础上的 “时间 －空间修复”是延缓资本主义危机产生的工具性力量。

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阐释中，哈维紧紧围绕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地理景观这一主题，以资本积累和阶级斗争为中轴，铺陈了一幅资本主义空间结构理论的图景，建构了其历史—地理唯物主义。鲍勃·杰索普认为：“哈维以强调历史唯物主义中空间的重要性而闻名 ，如果要用一个短语概括这一点的话，那无疑是‘空间修复’”。[9]哈维在研究时间与空间生产的普遍过程是如何陷入危机形成与解决过程之中时，引用了布伦纳所提供的实证分析，即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持续和不间断的过度积累问题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0]基于此，他抓住资本积累、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等关键词，展开了对时间－空间修复理论的分析。从理论层面来看，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关于利润率呈不断下降并导致过度积累危机趋势思想的重新阐释 。具体而言，“修复”一词具有双重指向：一是物质意义上的修复，指整个资本的其中某一部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 以某种物理形式被完全固定在国土之上；二是比喻意义上的修复，指一种通过时间延迟和地理扩张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特殊方法。[11]那么，“修复”过程究竟在何种意义上得以运作？

哈维认为，劳动或资本盈余可通过三种方式得到吸收：一是投资长期项目（如教育和科研）来延迟资本价值在未来重新跨进流通领域的时间，以此进行时间转移；二是在别处开拓新市场，以新的生产能力为契机来进行空间转移；三是将以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即利用“时间推移与空间扩张”来延缓资本主义危机，这就是所谓的“时间 －空间修复”。可是，资本的时间修复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是因为，资本可能会在二级循环或三级循环中出现过度积累问题而自动贬值。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则是资本的空间重组，其具体机制表现为 “不平衡的地理发展 ”。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资本的全球拓展并不是一个利益均享的历史过程，其空间扩张过程也是不发达国家逐渐被边缘化的过程。因此，不平衡性体现在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空间扩张与占有中，基于此，发达国家得以转嫁其危机。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平衡性则主要体现在对城市的频繁改造中。根据哈维的论述，城市地理学景观是一种固定资产投资，倘若这种资产没有在固定时间内被收回，同样会导致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的发生。有鉴于此，资本主义总是试图在一定时期、在某一地区建造一种社会景观。但另一时间却又把这种景观破坏，另寻他处继续开拓。正是在“不平衡的地理发展”中，资本主义建造了其全球历史地理学，其中，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就是因为它自身有一种淡化矛盾的手段：“占有空间并生产空间”[12]。

哈维时空修复理论关注的核心是资本积累在空间向度的不平衡性，即资本权力对空间的征服与占有。他的独特视角，为我们揭开资本主义在现时代的存在何以可能这一谜题，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然而，在哈维看来，时间－空间修复只能延缓资本主义危机的产生，而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危机。这是因为，时间与空间生产终究会达到资本的界限，从而“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3]。只要资本性质不发生变化，这种剥夺与占有便始终存在。从这一角度看，哈维时空修复理论的实质是空间视阈中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从１９７１年研读《资本论》至今，哈维逐渐 “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多种可能性和当代价值”[14]。从方法论上看，哈维从资本逻辑、资本积累、资本批判等路向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如何产生其历史地理学，这契合了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基本思路。他从资本积累的内在机制出发，以空间向度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进行解读，为我们进一步审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提供了新的视角。概言之，在哈维看来，即便有时空修复功能存在，但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时间—空间修复功能并不具有永久性、根本性，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日迟早会到来。

三、积极福利国家与第三条道路

反观资本主义发展图景，对社会关系的变革一直伴随着对现代性的反思而进行。为摆脱自由放任的市场所引发的经济危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纷纷确立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社会民主主义框架。比如，国家干预政策、福利国家制度等措施的实行增强了国家干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弊端。然而，通货膨胀与经济停滞的并发症却宣布了社会民主主义的破产。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自由放任主义被重新启用，它起到了抑制通货膨胀的作用，但却让社会中的两极分化问题日益凸显。为了克服贫富差距问题，同时为了避免重蹈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的覆辙，克林顿、布莱尔等人开始领衔西方国家进行社会民主主义范式的转型 ———推行“第三条道路”。当下，“第三条道路”的治理策略仍在不同程度上推进，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又重现活力。究竟第三条道路对于维系资本主义的生存有何魔力？对此，安东尼 ·吉登斯通过考察与反思指出，“第三条道路”通过融合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的种种尝试，在某种程度上对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存问题（如大规模失业危机、贫富严重分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是在此意义上，资本主义的现代活力得以较为充分地释放。

一般而言，对“第三条道路”的理解可分为三个层次：政治理论、价值观念与具体政策。吉登斯则把“第三条道路”界定为一种思维框架或政策制定框架，一个试图超越老派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治选择。[15] 按照吉登斯的观点，所谓第三条道路是一种超越左或右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系列以“修正”为主题的政策措施。具体而言，这些政策包括以下方面：其一，以中间化为中心的政党改革。在超越左或右的意识形态旗号下，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取向由工人阶级转向中间阶级（医生、教师等），以获取占据数量优势群体的政治认同。由此，在第三条道路中，中间阶级成为社会民主党的重要阶级基础。其二，以混合化为中心的经济改革。这种混合经济主要不是指经济成分的混合，而是指达到解除管制与有限管制之间的平衡，即尽可能地利用市场动力机制，并重视公共利益。可以看出，第三条道路旨在强调削减政府对市场的管制。其三，以民主化为中心的政治改革。为达到国家、社群与市场之间的平衡，政治改革一方面把国家权力下放至地区，增强地方政府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建设公共领域民主，扩大公民的知情权。其四，以可持续化为中心的福利制度改革。第三条道路主张机会平等，摒弃结果平等，致力于积极福利体系的建设 。深谙 “对人类潜能的开发应当在最大限度上取代 ‘事后 ’的再分配”[16]，政府投入更多的资源来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 ，促使劳动者在履行责任中享受权利。

吉登斯认为，以往的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会导致在全球化、个人主义、左和右、政治行动的主体与生态问题等方面陷入五种两难困境，这些痼疾使得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显得更为尖锐和复杂。而以上五种困境的核心焦点在于，无法达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契合。当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激化时，必然会引发阶级矛盾，比如１９世纪的数次工人罢工运动。在他看来，布莱尔、克林顿等领导人通过倡导第三条道路，将经济增长与社会公正、福利供给的重组与积极发展公民社会、社会发展与生态建设结合起来，为资本主义社会缓和社会矛盾与克服危机寻求了出路。“与过去相比，左与右的重要性已大大降低 ”，[17]于是，第三条道路重新点燃了政治理想主义的火焰，充当了 “资本主义病床边医生”的角色。更确切地讲，第三条道路通过追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提升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

吉登斯强调了第三条道路的优越性，并认为它是当代西方社会保持生命力唯一可行的政治选择。诚然，作为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范式，第三条道路对化解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确实有较大的价值。然而，这终究无法遮蔽其改良主义的本质。正如吉登斯所言：“过去，社会民主主义总是与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在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取向又应当是什么呢？”[19]可见，第三条道路已然放弃社会主义目标，其政策尝试只不过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罢了。从这一角度看，第三条道路是在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而在这一改良主义作用下，国有化、工人阶级被市场化、中间阶级所取代，因此，与其说第三条道路是社会民主主义范式的转型，倒不如说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背离和对自由主义的靠拢。此外，第三条道路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在笔者看来，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在根本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反映，其矛盾的最终解决依赖于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基础之上公有制的实现，而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的第三条道路显然并不能达到这一目的。由于其不具备总体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必要条件，因此，在长远意义上，第三条道路并不能阻止资本主义的灭亡。

四、全球资本主义与“不平等”格局

自１５世纪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经济全球化就开始不断推进，在两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影响下，这一进程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由少数国家到多个国家，由经济、政治领域辐射到多个领域，经济全球化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以超前的影响力深刻改变着世界面貌，使各国之间的政治对话、经济交流与文化碰撞日益频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虽经历了多次危机，但至今仍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这不禁引人深思，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没有灭亡？对此 ，“依附论 ”代表人物萨米尔 ·阿明深刻指出 ，当垄断资本主义取代自由资本主义成为２０世纪的主旋律时，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以改变了的形式转嫁到广大外围发展中国家。通过这种转嫁，资本主义社会缓和了矛盾与危机，同时也赢得了新的发展空间。

不同于列宁所论述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与垄断相联系的新阶段 ，在阿明看来，“资本主义历来是帝国主义”[19]。从重商主义到殖民主义再到新殖民主义的历史进程，是中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剥削把外围落后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全球化的进程实质上也是帝国主义征服他国的过程。然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转移并不是在全球化伊始就开始运作的，其实现离不开特定历史条件的支撑，亦即中心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外围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生产资料与资本的集中化趋势为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前提，而外围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则为垄断资本主义在外围市场的运作创造了可能。正是立足于垄断资本主义优势和外围地区广袤的发展市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剩瘟疫找到了“药方”。

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阿明认为，一方面，中心发达国家凭借垄断优势占有市场、抬高价格，攫取来自外围国家的高昂差价；另一方面，中心与外围劳动生产率的不平衡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其中，不发达国家生产初级产品，而发达国家则供应相应设备与 “软件”（技术研发、管理经验）。由于各自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同一产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存在差异，因此国际交换的产品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生产价格也是不平等的 。在这一畸形“多米诺骨牌”链条中，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各自利润率形成强烈反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生产能力增长快于消费能力的倾向，这种倾向要不断靠降低利润率的办法来加以克服——从中心地区转移到外围地区，并从中心地区的国家形态转换成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范围。”[20]这一矛盾的外在表现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不像１９世纪那般处于绝对的水深火热之中，[21]但外围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则处于贫困与潦倒之中。根据阿明的观点，借助于外围国家的原材料、廉价劳动力与广袤的发展市场，资本主义过剩生产危机找到了释放的空间，使其能够在历经危机后仍能依托对外围国家的控制而继续寻求活力。

通过洞察经济全球化的历史阶段性规律，阿明以依附理论阐述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利用外围市场克服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正如马克思所论述的资产阶级克服危机的其中一种途径：“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22]。在阿明的理论中，他只用了资本的全球运行这一变量，来论证两个迥异的现象——中心国家的发达与外围国家的不发达。而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若仅用某个变量来解释两个相互排斥的结果，显然是不严谨的。中心国家的发达与外围国家的不发达这一现象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如生产力发展、政治变革）共同导致的结果，资本的全球运行对于中心与外围国家而言无疑是外部要素。就此而论，阿明依附理论实质上是一种外因决定论。所谓的矛盾转移只是一种暂时的、单方面胜利的表象，也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阿明指出：“资本主义——像所有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是能够在它的扩张阶段克服自身矛盾的，但它留给后代的矛盾，其对立程度则更加尖锐。”[23]在这一立场上，阿明与马克思保持了高度一致，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延缓危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资本主义更全面、更猛烈危机来临的必然性。

国外左翼学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及其内在运行机理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为我们回答资本主义为什么还没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这一时代性课题提供了新颖的视角。无论是马尔库塞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批判思想、哈维的时间－空间修复理论，还是吉登斯对积极福利国家与第三条道路的阐述、阿明对全球资本主义与 “不平等”格局实质的洞察，都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同时也结合时代条件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解读和阐发。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部分西方社会辩护人士以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为依据，鼓吹 “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社会主义失败论”，声称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他们的立论逻辑是，将这些新变化与“两个必然”全然对立起来，遮蔽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新变化的实质。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结合当今世界的现实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虽然经过技术革新、空间拓展、自我调整和矛盾转嫁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其生产关系与阶级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近年来方兴未艾的经济危机、金融危机恰恰印证了这一点。确切地讲，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非但没有证伪 “两个必然”论断，恰恰相反，它证成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

其实，早在１８５９年洞察无产阶级在欧洲复杂的革命形势后，马克思就通过“两个绝不会”论断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灭亡所需的客观条件，亦即“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24]也就是说，在这种客观条件具备以前，资本主义还具有存在的合理性，而当代资本主义的“调整”实际上扩大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容纳空间 。但也应看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那种把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与 “两个必然”对立的论调实质上割裂了后者与“两个绝不会”的密切联系。如果说 “两个必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结论，那么，“两个绝不会”则通过对这一历史结论实现时间与条件的阐明揭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历史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两个必然’与 ‘两个绝不会’是统一的，共同表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历史的。” 为此，我们一方面有必要把握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理论思考所蕴含的辩证思维、正视资本主义在现时代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还须坚定对社会主义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和追求。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１３页。

[2]［美］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对弗洛伊德思想的哲学探讨》，黄勇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６２页。

[3]［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８页。

[4]刘伟，陈锡喜：《“技术理性统治”何以可能———兼论哈贝马斯技术理性批判的反思向度》，《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６年第２期：第５１－５８页。

[5]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ｕ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Ｌｅｆｔ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６５，（３０）：ｐｐ．３－１７．

[6]［美］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６页。

[7]刘同舫，韩淑梅：《人的本质解放：马尔库塞的艺术与审美之解放美学》，《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年第１期：第７１－７５页。

[8]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ｙ，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８．

[9]Ｎｏｅｌ Ｃａｓｔｒｅｅ，Ｄｅｒｅｋ Ｇｒｅｇｏｒｙ，Ｄａｖｉｄ Ｈａｒｖｅｒｙ：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ａｄｅｒ，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２００６，Ｐ．１４２．

[10]［美］罗伯特·布伦纳：《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王生升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７页。

[11]［英］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９４页。

[12]Ｈｅｎｒｉ 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Ａｌｌｉｓｏｎ ＆Ｂｕｓｂｙ，１９７６，ｐｐ．７０－７１．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１６页。

[14]胡大平：《从历史唯物主义到历史地理唯物主义———哈维对马克思主义的升级及其理论意义》，《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１２－１４页。

[15][16]［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７页、第１０７页。

[17]［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孙相东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４１页。

[18]［英］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郑戈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５页。

[19]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Ｍｏｎｔｈｌ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５，６７（３）：ＰＰ．２３－３６．

[20]［埃及］萨米尔·阿明：《不平等的发展》，高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第１５７页。

[21]Ｓａｍｉｒ Ａｍ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Ｂｅｌｌｅ Ｅｐｏｑｕｅ”，Ｒａｄ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０２，５：ＰＰ．８６－９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６页。

[23]［埃及］萨米尔·阿明：《资本主义的危机》，贾瑞坤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６页。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页

[25]顾海良：《马克思主义如何改变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６页

文章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作者简介：袁婷婷，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王岩，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