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唯物史观辩证地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聂运麟　王建国

【摘要】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聂运麟教授长期致力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取得了非常丰富的成果,他所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 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已经完成,并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为“优秀”等级。新年伊始本刊就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相关问题对聂运麟教授进行了专访。

【关键词】　唯物史观; 社会主义; 历史进程

记者:聂教授,您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研究”已经完成,其丰硕成果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评为“优秀”等级,福建人民出版社将该项成果:《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作为重点书目于2006年2月出版发行,我们对此表示祝贺!我们知道,有关20世纪社会主义问题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少研究成果,有些已经获得“五个一工程”奖或其他奖项,你们的研究能够获得同行专家的好评,很不容易,想必会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因此,我们想就有关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相关问题,听一听您的意见。

聂运麟:谢谢! 1997年我曾以《世纪回眸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题与贵刊记者作过一次学术探讨,很高兴这次有机会能与记者再次进行学术交流。正如你所说,国内外的许多专家、学者已经对20世纪社会主义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产生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是我们开展此项研究的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是我们从事此项研究的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我们的研究正是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的。借此机会,我要向同行的专家、学者表示谢意。

记者:首先,请您从总体上谈一谈,你们即将面世的研究成果有那些显著的特点和优点?

聂运麟: 20世纪社会主义是在苏东剧变的阴影中结束的,这对我们认识20世纪社会主义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例如失败主义的情绪、历史虚无主义泛起等等。面对唯心主义历史观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研究的冲击,我们主要是依靠“老祖宗”,即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对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的研究中,依据唯物主义历史观,我们理清了四个主要关系、阐明了四个主要观点:其一,是理清现代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形成现代生产力是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前提的观点;其二,是理清社会主义体制危机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形成社会主义体制危机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创造条件的观点;其三,是理清人民群众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形成社会主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观点;其四,是理清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形成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中获得新发展的观点。这是我们在全书中贯彻始终的观点,可看作是我们这项研究成果的显著特点或优点。

记者:上述观点十分重要,与我将要提出的问题关系密切,希望在有关问题的探讨中能听到对上述观点进一步阐明。下面请您谈一谈对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总体走势的看法?

聂运麟:从运动的高潮和低潮的视角看问题,我们认为将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大致分为两个时期比较合适:一个是“凯歌行进”时期,一个是“艰难探索”时期。

20世纪60年代以前是社会主义的凯歌行进时期。在这个时期里,社会主义运动兴起过两次革命高潮。在十月革命后兴起的第一次革命高潮中,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了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革命运动的普遍高涨,产生了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各国的共产党;与此同时,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在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下蓬勃兴起。东西方革命运动的结合,震撼并动摇了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第二次革命高潮中,产生了中国及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组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促进了亚、非、拉美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面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全面崩溃。总的来看,十月革命后的40多年是社会主义凯歌行进的时期,运动主要是向横广方向发展。

20世纪60年代后,社会主义进入了艰难探索时期。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病日益严重地制约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造成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从而使其逐步进入低潮。 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剧变,更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勃勃生机与活力;越南、古巴等国也在探索自己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取得了进展;资本主义各国的共产党经受住了苏东剧变的严峻考验,进一步走上了自主地探索各自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由此可见,尽管这一时期社会主义的发展遇到了巨大困难并产生了严重的危机,但运动却表现出向纵深发展的趋向,其质量有了新的提高。

记者:苏东剧变后,人们一提起20世纪社会主义就想到它的在世纪末的严重受挫,西方的反社会主义宣传更加深了这一挥之不去的阴影,您认为什么是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主导方面?

聂运麟:虽然20世纪末社会主义遭受严重的挫折,但纵观其发展的全部历程,我们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主导方面,是它已经创造的非凡业绩和它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第一,社会主义保卫了世界和平、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整个阵线,使旷日持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得以结束。社会主义苏联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支持下,对战胜德、意、日法西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全人类免遭法西斯“千年帝国”的奴役。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和支持下,亚、非、拉美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终于在20世纪下半叶土崩瓦解。

苏联人民享有的文化教育、物质福利和社会保障,促进了西方国家工人阶级为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作出让步,并逐步完善其劳动条件和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主义国家在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解放方面的成就,促进了资本主义各国妇女为争取自身权利和解放的斗争,从而使资本主义各国妇女的地位得到普遍提高。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在战前的成功实践,为资本主义国家摆脱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和二战后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转向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主要参照。由此可见,没有社会主义的发展,就没有今天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题的世界,就没有被迫“调整”或“改良”后的资本主义。

第二,社会主义运动自身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成就是巨大而丰厚的。这表现在:社会主义从欧美的运动发展成为世界的运动;社会主义已经从理论变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科学社会主义实现了从经典理论到当代理论的历史性发展;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变革成为当代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转换,重新赋予社会主义制度以新的生机与活力,再次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记者:根据你们的研究,您认为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哪些主要特点?

聂运麟:从20世纪社会主义的总的发展态势中,我们可以看到如下五个历史特点:一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人运动始终处于分裂的状态;二是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建设的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三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四是“左”倾教条主义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长期的、巨大的危害;五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为社会主义的改革与发展开辟道路。

记者:请您概括地谈谈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聂运麟: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既留下了宝贵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所有这些都是21世纪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借鉴,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从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特别是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看问题,以下八方面特别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吸取:一是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二是必须辩证地对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三是必须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四是必须解决好民主政治建设这一跨世纪的课题;五是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六是必须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与时俱进,不断开拓创新;七是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的相互关系;八是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等等。

记者: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而是少数左派激进分子所为,您对这种观点有什么看法。

聂运麟:这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现代生产力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之所以被称为科学思想中最伟大的成果,就是因为这一理论在科学思想史上第一次说明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1](p311)社会主义之所以能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活结构中发展出来,从根本上来说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1516年诞生的空想社会主义,它作为一种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与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和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只是到了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时期,它才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这是因为:第一,工业革命巩固和发展了新生的资本主义制度,同时也加剧并暴露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这就为马恩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构思未来社会主义的方案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前提。第二,工业革命及其随之而来的工人阶级斗争的发展,使马恩发现了埋葬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阶级力量。第三,工业革命时期,特别是19世纪上半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丰硕成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科学和文化的条件。第四,工业革命进一步揭示了资本增殖的奥秘,为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2](p740)

19世纪下半叶,以电工技术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了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马克思曾对此高度评价,他指出:“自然科学正在准备一次新的革命。……这件事的后果是不可估计的。经济革命之后一定要跟着政治革命,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表现而已。”^[3](p35)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第一,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前提。第二,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准备了现实的阶级基础。第三,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空前加剧起来,从而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第四,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加速了俄国革命主客观条件的成熟。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俄国十月革命、以及中国等欧亚一系列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第二次生产力革命发展的产物。

二次大战以后,特别是60、70年代以后,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高新科技革命浪潮推动了生产力的第三次革命,并迅速给整个人类社会以及社会主义的发展以深刻影响。第一,生产力的第三次革命使社会主义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第二,生产力的第三次革命使传统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与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矛盾日益尖锐化。第三,生产力的第三次革命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手段。总之,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不过是对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及其客观历史作用的自觉认同,是对现代生产力发展客观要求的正确回应。

不难看出,近代生产力的三次革命推动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变革,从根源的层面上讲,社会主义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工人政党及其领袖顺应历史潮流发展之需要,制定了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前仆后继、英勇奋斗,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产生、发展和变革,从而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出了杰出的贡献。

记者:20世纪的最后20、30年,社会主义陷入深重的危机,困难重重,直到发生苏东剧变,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段比较“灰暗”的历史?

聂运麟:这段历史并不全是“灰暗”的,中国、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和日本、印度、法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探索等,就是这一时期历史的光明面。

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发展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它既有凯歌行进的时期,也有严重受挫和局部倒退的时期。因此,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需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成功,而且还需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危机、挫折和失败。所谓正确的认识,主要是辩证的认识。

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有过巨大的发展,但不久就陷入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体制性的危机,它包括两个部分:内部体制的危机,即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危机;外部体制的危机,即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相互关系的危机,或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体制的危机。社会主义国家的内部和外部的体制性危机是互为表里,互相联系,相互作用的。

战后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危机大致可分为三次:第一次危机是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叶,其标志是波、匈事件和中苏论战,最后导致社会主义运动的分裂;第二次危机是20世纪60年代下半叶至80年代中,其标志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最后导致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陷入困境;第三次危机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至90年代初,其标志是苏联东欧的剧变,最后导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坠入发展的低谷。体制危机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它又促使社会主义者去思考,去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去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创新道路。正是在50、60年代社会主义体制的初步危机中,南斯拉夫、中国和匈牙利等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意大利等欧美国家的共产党开始了对各自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在70、80年代,为了克服社会主义体制的危机和开辟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道路,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欧洲共产主义”。在苏东剧变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形成了,日本、印度和法国等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也有了新的发展。

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再次证明了恩格斯的下述名言:“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4]（p432）}诚然,20世纪下半叶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探索,是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产物,有其必然性的一面;但是,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对这一探索的发展无疑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为这一探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首先,危机有利于解放思想,促使人们以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其次,危机本身就积累了深刻的教训,为改革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有益的参照,它还集中地暴露了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病和难以解脱的矛盾,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明确的重点和突破口;再次,危机为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因为解决社会矛盾的物质手段,并不是存在于社会生活之外,而是存在于社会生活的矛盾之中,危机发展得愈深刻,社会为解决矛盾提供的物质手段也就愈成熟;最后,危机可以打破历史上形成的传统隶属关系的束缚,为理论和制度的创新提供比较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不仅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困难,而且也为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开辟道路。因此,社会主义者的任务不是否认业已存在的危机,而是正视危机,研究危机的主要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利用危机提供的有利时机和条件,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和出路,将社会主义引上健康的发展道路。

记者:您在前面提到社会主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在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无疑是正确的,我们怎样运用这个观点来看待苏联东欧的剧变?

聂运麟: 20世纪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面;同时,它又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英勇斗争的成果,是他们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首创精神的积极表现。 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生动地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创造社会主义历史的动力,是社会主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但是,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其表现是多样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步入了歧途,脱离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也就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力量源泉和社会基础,就会枯萎、凋谢。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说明,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如果背离了广大人民群众,就将一事无成,就会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这也是人民群众作为社会主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的另一种形式的表现。

近9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表明,人民群众、社会中大多数人的人心向背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主流,代表了时代的精神,预示着社会发展的方向。由于人心的向背是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它是人们的社会现实矛盾的集中反映,因此,维护人民群众应该享有的物质利益和权利,顺应人民群众的基本愿望和要求,也就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社会主义发展之需要。随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前发展,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自觉程度会越来越高,他们的基本愿望和要求就愈来愈符合客观必然性而具有真理性。如果大多数人民群众不能再容忍陈旧的生产形式和生活形式,决意创造新的生产形式和生活形式,那就意味着社会矛盾已经极端尖锐化,生产力将冲破旧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束缚,预示着社会变革的来临。此时,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应该顺应历史潮流发展之需要,进行必要的社会变革,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子。得人心者昌,逆人心者亡,人心不可违,这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在观念上的表现。不承认这一点,藐视群众,终归会为历史所抛弃。

记者: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请您就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具体谈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关系。

聂运麟:我在前面谈到社会主义的体制危机的时候,提出这一危机为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新探索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但是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性,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就必须使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的创新中获得新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已经获得了三次突破性的发展,我们称之为三次飞跃。

第一次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列宁的历史性贡献主要在于,他突破马恩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的历史判断,论证了帝国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在一国或几国首先胜利的可能性,并成功地领导了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突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将不存在商品和市场的论断,根据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的实际,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理论,在过渡时期的历史条件下,第一次探索了将计划经济与商品、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并为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了现实的发展道路。

第二次是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毛泽东的历史性贡献主要在于,他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如何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如何将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提出了不同于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由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更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伟大创举。

第三次是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邓小平的历史贡献主要在于,他在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根本改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方法和形式,实现了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向现代社会主义体制的根本性转变。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20世纪的三次创新,带来了十月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这就充分表明,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导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思想理论武器,是20世纪社会主义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参考文献：

[1]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作者：聂运麟，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