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共产党和左翼学者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认识

杨素群

【内容提要】在世界社会主义 500 年之际，国外一些共产党和左翼学者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认识和反思。他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是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不变追求，要警惕和平演变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式，建立集体网络安全体系; 当前的意识形态工作主要是面向年轻人的工作，应通过多种方式抵御西方价值观对国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侵蚀; 各国共产党应该通过建立新的国际组织，加强联合与协调; 不应过度迷信市场经济，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为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中国经验。

【关键词】国外共产党 左翼学者 世界社会主义

自1516 年托马斯·莫尔发表 《乌托邦》开始，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但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以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标志，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严重的低潮。从那时起近 30 年来，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艰难的发展过程，有的国家的共产党或解体消亡或改旗易帜，但仍有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砥砺前行并不断发展壮大。据统计，至2016 年，世界上 100 多个国家有 130 多个政党仍保持共产党名称或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除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老挝外，“世界上其他国家有 120 多个共产党组织，党员总数约有 850 万”，“其中，人数过万的共产党有 30 多个，执政、参政 ( 或曾近期执政、参政) 的共产党近 30 个” 。另外，一些国家除共产党之外的其他左翼政党或学者也在积极研究和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总结这些国家共产党和左翼学者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认识，对于促进世界社会主义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国内外学术界在近年举办了系列国际国内会议。笔者有幸参加了部分会议，本文通过对会议论文和会议发言的梳理，概括分析了国外共产党和左翼学者对当前世界社会主义的认识 。

一、社会主义国家要警惕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平演变的新形式

和平演变战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外交的主线。苏东剧变后的一段时间内，社会主义国家曾放松了对和平演变的警惕，以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近几年，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是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不变追求，要警惕和平演变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式，通过建立集体网络安全体系以应对新形式的和平演变。

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是美国等西方大国的不变追求。德国政治家、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认为，对美国来说，只要社会主义存在一天，美国及其盟友的统治者就想清算社会主义一天。面对 1989 年苏联陷于混乱，美国看到了甚至连热战都不可能实现的机会: 迫使苏联投降。克伦茨认为，现在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并不只是对德国的统一感兴趣，德国统一不是美国的目的，而只是将苏联武装力量赶出欧洲的工具; 通过搞垮东德而搞垮苏联，才是美国的主要目的。苏联解体是全球政治的一场灾难，它使北约可以打破不东扩的承诺。苏联解体绝不是人们常说的自由革命的结果，所有事实都表明，苏联是被一部分政治经济文化精英从上层毁灭的，而这些“精英”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美国和平演变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依然可以看见这一戏剧性事件的影响，很大一部分世界剧变——乌克兰危机、叙利亚危机、伊拉克、利比亚等，都可以归结为苏联解体和美国根据自己的观念塑造世界其他地区的结果。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理汉斯·莫德罗在其著作 《古巴———起步还是止步》中谈到 2015 年美古关系正常化后的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时认为: “美国的 ‘帝国主义目标’不会改变，‘追求世界霸权角色的本质’不会改变， ‘为了贯彻其企图会无所不用其极的方针’不会改变。即使美古关系实现了正常化，美国仍然不会容忍在它的后院，在左翼力量影响不断扩大和增强的拉丁美洲，存在一盏 ‘社会主义明灯’。它必然要通过种种方式来颠覆古巴的社会主义制度。”

要警惕和平演变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式。俄罗斯学者米古廖娃在 《数字时代的社会主义复兴》一文中认为: 苏联的解体，其原因是内部错误的积聚，以及资本持有者发动的综合信息心理战争。俄罗斯意识形态创新中心战略发展和意识形态院院长苏博金认为，当前，全球秩序发生了下列变化:物质技术范式被信息算法范式取代，我们已经进入信息化世界，这在实践中意味着，对物质对象及生命主体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主要通过网络实现。先前的战争是为了夺取领地，如今是为了夺取智力，而智力本身也已成为武器。科学研究表明，信息心理战会对人的心理和智力造成伤害，信息社会改变人的意识需要 10 年的时间。进行信息战期间，社会会失去方向，人们受到冲击，这样就可以改变规范和价值观。苏联时期，帝国主义国家就针对苏联的年轻人开展了这种信息心理战，使他们不再相信为社会造福是最高的社会价值，而是把个人主义摆在首位。在互联网时代，心理战更是借助于一些社交网络和平台慢慢地侵蚀着年轻人的心灵。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像早期的扫盲运动一样开展网络技术扫盲，为人们提供网络技术、网络交流文化方面的培训，对人民进行网络保护。

应建立集体网络安全体系以应对新形式的和平演变。米古廖娃认为，在数字时代，谁掌握了信息和网络的控制权，谁就掌握了权力。现在的资本家已经很好地掌握了技术层面和社会层面的网络安全。技术上的超级大国制定我们众多生活领域的标准，例如移动电话、医疗信息的网络传输、个人信息安全等; 除了技术标准外，通过信息技术还制定具体的社会标准，以此改变我们的行为准则、破坏社会禁忌和传统———作者将此称为数字法西斯主义。数字法西斯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极端形式。资本家们进行过，并正在进行着积极的反社会公平原则的信息战。他们在各个领域，首先是在科学、文化和教育领域进行着一系列信息心理战。这种心理战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文化代码进行保护的防御战; 一种是传播自己的文化代码，消除对手的文化代码的入侵战。当今世界社会主义应该通过建立集体网络安全体系，实现社会主义的复兴。作者认为中国的网络信息安全工作是值得肯定的，也是俄罗斯政治家们应该学习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前提是建立每个国家的文化代码防御保护或传播各种传统道德与伦理及价值观，俄罗斯、中国等金砖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协作，应远远密切于军事部门的协作。

二、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

苏东剧变后，随着冷战的结束，我国在外交上曾经出现 “淡化意识形态”的论调，对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放松了警惕，以致近几年出现了 “历史虚无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等影响力颇大的社会思潮，引起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近几年，国外共产党和左翼学者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有的学者深刻地指出，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意识形态工作出了问题。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今天，意识形态工作主要是面向年轻人的工作，应通过多种方式抵御西方价值观对国民尤其是年轻人的侵蚀。

意识形态工作滞后和淡化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的马科斯·科代罗·皮雷斯认为，苏联的失败正是其未能巩固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未能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所导致的，而源自沙俄帝国主义的反动社会意识以及来自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冲击也对苏联的解体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苏联社会主义 70 年，经济基础进入了社会主义，而意识形态没有进入，苏联社会主义是在不成熟的物质和文化先决条件下进入的，而只有存在这些先决条件，才能培养出与资本主义价值观迥然不同的全新的社会意识。构建全新的社会秩序不仅仅关乎经济问题，更主要的是关系到主观意识成熟度的问题。同时，社会意识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社会意识需要建设，需要通过克服个人主义弊端的新行为模式创造出一种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和价值观的建设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应该充分估计到社会意识形态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意识形态工作主要是做年轻人的工作。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布莱顿认为，澳大利亚各大政党的反华攻势不只局限于经济破坏和军备活动，意识形态领域也是其重点攻击目标。他举例说，前不久，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清华大学演讲时，曾利用他的中文能力以及对中国的了解，用所谓的西藏人权指责中国政府。他用 “诤友”一词做掩护，对中国的未来精英做反中国政府宣传，在中国埋下了反革命的种子。同样，意大利 《21 世纪的马克思》杂志主编安德里·卡托内认为，意识形态斗争很重要，要实现现代化转型，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力必须受到重视，培养年轻人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尤其重要。

那么，如何有效抵御西方价值观念对年轻人的侵蚀? 白俄罗斯学者在 2015 年举行的 “合作与发展: 中国与白俄罗斯国际学术论坛”的发言中指出，应提防西方用他们的价值观通过文化交流的方式，影响两个国家青年人的价值观。他认为，一是高度重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巩固; 二是坚定改革开放，保持头脑清醒，有选择有鉴别地吸收外来文化; 三是在鉴别的基础上，对危及国家安全的制度模式必须加以批判; 四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地位，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教训，不能拿自己的失误否定目前意识形态工作的必要性。巴西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研究员盖欧·道瑞则认为，要及时向年轻人揭露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虚伪性。他认为，西方学者总是将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他们从未假设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是科学有效的，这个理论选择导致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曲解。对西方学术界而言，意识形态只有非自由民主国家才有; 反之，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总是容易乔装在科学客观性的背后。

三、各国共产党应该加强联合与协调

鉴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功，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及左翼学者，都表现出与中国共产党联合的强烈愿望。他们不仅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而且认为各国共产党有必要建立一个协调机构，这个协调机构可以是国际统一战线，也可以是新形式的共产国际，但无论如何中国共产党都应该在各国共产党的协调中发挥主要作用。

希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加强对帝国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帮助和支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布莱顿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应加强扶持帝国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力量，如为各国共产党办干部培训学校、技能培训、为在外交事务上对中国作出贡献的国家提供物资等。他还针对几种对提供帮助的担心提出了反驳意见: 这样做会构成对本国或他国内政的干涉吗? 不，美国支持中国的反华势力，为什么你们仍然害怕冒犯它? 这样做会导致一党对他党的支配关系吗? 不会，这不是单向给予，是合作。如果这些政党壮大了，可以向本国政府施压。这样会被视作挑衅，助长帝国主义的反华宣传吗? 不，反华宣传始终存在，安抚没有用。我们要果断反击，想尽一切办法，打赢这场意识形态战争，而不是一味地进行安抚。这样接受了援助的党会不会被看作妥协退让? 不会，反而没有得到援助和培训，有人会很吃惊。不要指望去影响那些已经被重金收买、反对中国崛起的政党，而要帮助中国真正的朋友去获得更大的成功。

有必要建立一个各国共产党的协调机构。苏丹学者艾尔沙飞·赫德尔·赛义德在第七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的发言中认为，苏维埃集团倒塌的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缺乏一些经济政治方面的协调。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明斯克市委副书记伊格尔·卡彭科认为，苏联解体后，西方认为共产主义破产了，社会主义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信息攻击、经济攻击，他在发言中要求社会主义要注重更新，并且深信，随着阶级斗争的进展，应把各国共产党联合起来，建议第十八次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仿照以前的共产国际，建立一个协调中心，把各国共产党联合起来。越南社会科学院杜进森教授在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在诸多方面的共同点后也认为，两党需要加强合作，促进两党发展，尤其是理论方面要分享经验、信息，为两党两国政治互信作贡献。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学者利斯托夫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社会主义要建立统一战线，因为资本主义是在统一的意识形态之下的。澳大利亚共产党学者、《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评论》助理编辑迈克尔·胡波撰文指出，我们放眼看一看，世界各地的资产阶级都在不断地通过有组织的运动镇压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人民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资产阶级所追求的是从他们身上榨取更多剩余价值，国界对其而言已变得毫无意义。那么，当今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会有如此狭隘的民族主义眼光? 工人阶级为什么不在国际范围内联合起来，保护社会主义国家，把斗争的矛头对准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敌人? 显然，不管造成这种糟糕状况的原因如何，开展真正的务实合作都是绝对必要的。为此，必须摈弃某些消极的习惯，转而采取新的工作方法。

各国共产党的合作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迈克尔·胡波不仅指出了合作的必要性，而且还进一步探讨了合作的形式。他认为，首先，合作不应局限于高层，从地方到中央，党内同志应主动寻求机会，与其他党派的同志进行沟通交流;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应结束其长达十几年的自我孤立，重新承担起国际义务 ( 财力物力) ; 再次，资本主义世界的党派可以通过开展宣传工作，宣扬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发起反对资产阶级政府反共行为的运动，做好社会主义国家海外留学生的意识形态工作等方式，为捍卫社会主义国家贡献力量; 最后他认为，我们的共产主义梦，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联合行动才能实现。另有不少国家的共产党认为要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建设、希望创建一个有活力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来引导方向。其中，巴勒斯坦共产党、俄罗斯共产主义劳动党、阿尔及利亚民主和社会主义党、塞尔维亚共产党、巴西共产党等政党呼吁建立新的共产国际。

四、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学者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时普遍认识到，市场经济在全世界的蔓延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既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衡，也包括一国内部不同人群的不平衡。国家 ( 政府) 应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就在于很好地处理了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市场经济和贸易自由化加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认为，自由贸易非但没有成为基于国家间的互补性来促进发展的工具，反而成为挂羊头卖狗肉的新的剥削形式。自由贸易政策并未能为全球民众带来巨大的利益，更不用说巩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局势。作者引用结构主义学派中最知名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观点，认为拉丁美洲各国对国际贸易作为促进经济长期增长的引擎普遍持不乐观的消极情绪 ( 在传统的出口领域尤其如此) 。导致这种负面情绪的根本原因在于，上述国家发现，中心国家的先进技术并未使出口到外围国家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有所降低，而是致使发达国家获得了更高的利润。同时，农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效率的提高却立即导致相应产品的价格走低，促使国外进口商的生产效率进一步提高。

国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应该起更重要的作用。过度的市场化和金钱化容易把社会主义引入歧途。俄罗斯意识形态中心名誉主席沙巴洛夫·亚历山大·阿尔卡捷维奇认为，苏联走向市场化的改革是失败的。1991 年后，俄罗斯与美金捆在了一起，从此便失去了主动性。任何一个国家将自己与金钱和市场绑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国家将会发生动摇。在斯大林时期，这种金钱化和市场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斯大林认为，私有制会让人变得自私，团体精神会弱化， “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人及其需要，即满足人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玛乌洛·阿尔博来西认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可行的，应该有更少的市场，国家应该起更重要的作用。市场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应该把工人和工人的权力放在中心，帮他们争取权力，发展经济。白俄罗斯国立大学学者则用自己国家的实践说明国家干预的重要性。苏联剧变后，白俄罗斯的结构模式一直是各国讨论的话题。很多人把白俄罗斯看作 “社会主义的孤岛”，相比苏联解体后的其他国家，白俄罗斯取得的成绩最大。如今的白俄罗斯社会建设好，教育、医疗全免费，保险制度健全，贫富差距不大，社会较公平。这除了白俄罗斯工农业基础较好、社会长期稳定、有一批精英人士以外，主要原因是白俄罗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力度大，国有化程度高，政府调控比较成功。也正是由于这些因素，很多人把白俄罗斯看作社会主义。当然，到底白俄罗斯是自由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还要继续观察。还有的学者分析，西方一些国家一直没有从 2008 年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如果危机是长期的，那么这些国家就要考虑政策制定问题，国家应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应该从宏观上管理经济。现在很多国家信用也被用来作为货币，这很可怕，很多人愿意把资本投在银行等金融方面而不愿意投资实体经济，而信用经济更需要国家和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莫斯科大学布兹加林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适当运用市场经济，市场作用如果发挥过度就会成为毒药，他不同意中国有人提出要减少政府干预的做法。

国家如何发挥调节市场的重要作用? 巴西路易斯·安东尼奥·保利诺就如何发挥国家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是政府必须保证政局的稳定，如果没有高度统一的政治局势以及被社会各个阶层所拥护的国家发展计划，就无法确保稳定的长期投资; 二是政府需要建立相应的体制，以支持并促进改革和经济增长; 三是政府需要有恪守诚信、富有能力且致力于发展的公共事务管理团队; 四是政府要充分认识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性，把技术创新的重点放在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 五是政府需要制定包容性的社会政策，以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被平等分配给社会的各个阶层，确保每一个人都能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 六是政府要重视科研队伍的培育与建设，在国内科研机构与国家权力机关之间建立常设的沟通渠道; 七是政府要重视对科研人员、技术开发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有针对性的培训，因为具有高等学历的大量人才资源不可能在数年内一蹴而就，培养数十万或数百万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跨学科科学家和工程师团队往往需要好几代人的共同努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较好地处理了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的关系。莫斯科国立大学教授察格洛夫·格奥尔基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成功时认为，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中国改革规律，首先是最广泛地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保留计划经济。由于中国确凿的成功，对中国的 “经济奇迹”的解释大量出现。一些人的解释可以总结为，中国完成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或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但这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中国遵循着卓有成效的计划与市场的共生。邓小平及其拥护者没有破坏计划经济，而是在计划经济中推行民主改革，为计划经济增添了市场调节。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了 “中国经验”

如果说 20 世纪末、21 世纪初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所怀疑的话，那么2008 年以来特别是近几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不俗表现，各国共产党和左翼学者大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赞誉有加，几乎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高度肯定，纷纷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提供的 “中国经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从实践上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尼日利亚学者奥伦耐·朱·查理斯认为，苏联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50 年之后，在所有居民平等、安全、健康医疗、住房、教育、就业和文化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尤其是工厂和农场的劳动人民，其工业产值从仅为美国的12%提高到 80%，农业产值也达到美国的 85%，虽然苏联人均消费低于美国，但当时没有一个国家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将国民生活水平和消费提高得如此之快。历史上，也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当代中国实现了同样的壮举，在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居民生活水平巨大的和本质上的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国家的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其生命力就在于它们把历史传统、文化认同和社会主义的当代理解结合在一起。

“中国经验”的核心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尼日利亚学者奥伦耐·朱·查理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实际的结合，从而阐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活力。他认为，尽管苏联解体了，但中国共产党凭借自己的创造性和创新性智慧巧妙地将普遍价值观同中国的特殊国情结合起来，很好地恢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活力和意识形态弹性。中国共产党重振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扩大了其含义，使其不仅仅是社会制度理论，更是名副其实的科学工具。俄罗斯学者 V． G． 布罗夫则从中苏比较中分析中国成功的原因所在，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之所以在苏联遭受挫败，苏联共产党不复存在，而在中国却显现出空前的生命力，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就开始探索一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以及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思想。正是这两大思想，帮助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邓小平所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在一系列问题上坚持了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如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承认个体所有制与公有制长期并存的理论等。作者通过梳理习近平的系列讲话，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从习近平的讲话可以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不要以欧洲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衡量和分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确，中国的理论家们的认识是正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诞生于中国土壤的科学社会主义，它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意愿，符合中国的发展要求和时代要求。应当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解决所面临的任务的方法，这首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些朴素的道理在中国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有深远的意义。

“中国经验”对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意义。德国政治家、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认为，今天，全世界的目光又一次聚集到了中国，无论哪个国家真正想实现社会主义，都不能忽视这个国家的经验。俄罗斯科学院教授亚历山大·罗曼诺夫在会议发言中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上了国际化道路。在会议论文 《中国方案: 对全球治理与经济发展新态度》中，他引用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为世界经济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一段话: “许多国外媒体和学者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理念正在成功 ‘全球化’，加强创新与结构性改革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开出的 ‘中国药方’。” 他对此深表赞同。这也正如国内有学者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际上体现了 “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发展的新阶段” 。俄罗斯学者察格洛夫·格奥尔基·尼古拉耶维奇认为，面对当今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变化，人们很难作出评价，通常要等待历史去完成。现在可以自信地说，19 世纪是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20 世纪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相互对抗的时代，21 世纪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世界在朝着哪个方向前行? 最终的裁决再过百年方能获得，但现在也可以窥其端倪。中国领导人及其理论家将当前中国现行体制命名为 “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非常正确的，应当认真对 “中国特色”进行研究，“中国特色”中有可以适用于其他国家的规律。他说，曾几何时，中国曾向苏联学习了很多，现在我们也应当从中国的经验中多多学习。中国作为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与美国对峙。中国的社会主义及其不容争辩的成功刺激着美国，中国的经济已经追上美国，并可能超过它，由此可以相信，中国的体制比美国的体制更有效。俄罗斯学者埃德蒙达斯·卡拉佩拉维丘斯以 《苏联改革的彻底失败与中国改革的辉煌胜利》为标题，通过比较戈尔巴乔夫与邓小平在如何对待经济改革、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方法论、如何对待开放、如何坚持执政党的领导以及如何对待历史等问题后得出结论: 对于到底谁是对的这一问题，今天说都不用说，中国繁荣昌盛，而戈尔巴乔夫领导的那个国家在改革后都不存在了。中国经验为现代国家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值得各国学者注意。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表明，当前需要以全新的方式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创作遗产，不能寄托于旧有观念。世界在变化，马克思主义也应当发展和变化，也就是说，21 世纪需要 21 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而 “中国经验”对发展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世界意义。

最后，笔者要强调的是，虽然国外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绩赞誉有加，但我们却不能盲目自满。因为从最近几十年走过的道路看，在我们的发展中还存在许多不足，有许多教训值得吸取，甚至有些弯路还需要下大力气才能纠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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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维海: 《近年来国外共产党和工人党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6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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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刘淑春等: 《独联体国家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

［9］ 朱佳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纵横谈》，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作者简介：杨素群，山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