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森堡对布尔什维克的第三篇批评

——再谈罗莎·卢森堡 《信条》一文

张光明

摘要：凡涉及反对改良主义、以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等问题时，卢森堡通常与列宁站在一起。但在建党问题上，卢森堡不接受列宁的高度集权的组织原则，她更反对把党组织的集中制原则扩展为革命后的新政权的组织原则，她认为那会使社会主义变形。进一步看，卢森堡和列宁的差别不仅在组织问题上，而是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同理解。

关键词：信条；布尔什维克；卢森堡；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

本文要谈的是第二国际时期著名思想家罗莎·卢森堡的一篇文章 《信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文章是在１９１１年９月或１０月初写给她的密友里奥·约吉希斯的。手稿为波兰文，初无标题。此文在她生前未发表，身后亦长期湮而不闻。１９９１年波兰学者菲利克斯·梯希 （ＦｅｌｉｋｓＴ_ｙｃｈ）在莫斯科的波兰社会民主党档案中发现此文并译成德文发表，方为世人所知。２００４年美国学者彼得 ·胡迪斯和凯文 ·安德森编辑的《罗莎·卢森堡读本》以 《信条》为标题收入了此文英译本。

在西方左派学者中间，此文与卢森堡１９０４年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和１９１８年的 《论俄国革命》两篇论文并列，被视为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第三篇重要批评。在国内学界，前两篇文章传播很广，这第三篇文章不大为人所知。中央编译局已故研究员李宗禹生前依据英文本并参照德文本将此文译成中文，收入他编辑的入选人民出版社 “人民文库”的 《卢森堡文选》一书中，但该书至今尚未出版。笔者 ２０１０年曾在《科学社会主义》杂志上撰文评述此文，但言不尽意处甚多。今以这篇 “再谈”对前文稍做补益，并进一步推介卢森堡的这篇文章。

一

这是一篇集中论述１９１１年前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状况的文章。在１９０６年４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上，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加入俄国党，而在此后的几年中，俄国党内经历了严重的派别纷争。斗争很快就变得尖锐异常，分裂之势日趋明显。作为波兰党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罗莎·卢森堡对此深感忧虑，写下了这篇 《信条》，其中心思想是，既反对孟什维克中主张放弃革命的取消派，也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党内斗争中的强硬组织路线。

卢森堡首先激烈地反对取消主义。在她看来，取消派是党内斗争的祸首。她称取消派违背中央全会决议、肆无忌惮地攻击党的路线的行为是 “反叛”。她认为，取消派首领 “马尔托夫发表的攻击列宁的卑鄙下流的小册子本来只能出自反动派御用的 、粗制滥造的作家之手，这些人刻意破坏社会主义者的声誉，对他们进行恶意中伤。这些都是一种不祥的警告，预示着由孟什维克居心叵测地制造出来的党的分裂之火应该刻不容缓地加以扑灭” 。她指出，取消派产生的根源在于孟什维克在不利形势下的动摇：“孟什维克最终在革命失败后被事变的进程弄得完全失望了，他们对独立的革命行动的重新掀起产生了怀疑，开始在斯托雷平统治下寻求完全的合法存在，坚持使无产阶级的政策服从于自由资产阶级的行动……他们越来越公开地表示对非法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非法的社会民主党的行动的轻视和漠视。”她坚决站在取消派的对立面，确信 “对机会主义和取消派这种瘟疫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全俄党内可实行的政策的准则” 。

卢森堡对俄国取消主义持这种激烈反对态度是毫不足奇的，那是她的一贯左派立场的必然结果，也正是这种激进左派的立场，使她获得列宁的称许，在她牺牲后得到革命之 “鹰”的美称。即使在斯大林时期，联共 （布）也还能破例地给这位布尔什维克以外的革命家施舍一点尊重。然而，俄国党内的取消派在历史上早已随风而逝，如今只有专业研究者才会对它产生兴趣。《信条》在今天真正引人注意之处并不在这里，而在于它对布尔什维克的尖锐批评。

卢森堡写道：“作为对孟什维克极端机会主义的回应，布尔什维克派内也出现了一种危险的现象。这个派别在列宁领导下不是全力挽救党的团结一致，而是热衷于恢复自己的派别机构。布尔什维克建立或者说重新恢复了他们的派别组织，它拥有独立的派别中心，拥有自己的报刊，包括一份通俗的工人报刊，甚至还拥有招募人们加入他们派别的独立的 ‘党校’。无论如何，列宁和他的朋友日益公开参与制定的这种组织政策已成为对党的未来最大的威胁。”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卢森堡看来，尽管 “马尔托夫—唐恩集团”的右的取消主义是错误的，尽管 “一小撮托洛茨基 《真理报》的拥护者” “实行的是彻头彻尾的虚伪政策”，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对付所有这些派别的策略同样是错的，因为它 “不加区别地用反对 《呼声报》取消派同样的顽强精神来反对 《前进报》集团和托洛茨基的 《真理报》，列宁的这种铁拳政策将会人为地直接导致所有这些成分集合在一起，团结起来反对党的左翼。与其说是政治观点的同宗同源，不如说是列宁的不问青红皂白的剔除策略，把所有这些集团驱赶到一起，联合反对布尔什维克” 。在卢森堡看来，这种激进的策略最后必定要导致 “和马尔托夫之流的机会主义策略一样的结果，这就是使党遭到破产” 。

因此，在卢森堡眼中，取消派和布尔什维克派都是 “极端的派别”，都应当加以反对。卢森堡主张，对取消派的机会主义应该严肃斗争，彻底击垮，但无论如何不能造成党的分裂。不应排斥属于党的各种集团，而应该在进行思想争论的同时，大力维护党的统一。卢森堡呼吁：“必须召开一次共同的党代表会议，应该召集一切自认为是党的一部分的组织和运动前来参加。” 与布尔什维克要求与取消派彻底决裂的策略相反，卢森堡支持波兰社会主义者的政策，即 “远离列宁派性的派别；他们同列宁的孤立策略完全相反，主张保持党的和解和团结的策略” 。

上面所引述的，看起来只是一些关于 “党务”的具体对策，其实不然。这里面牵涉到卢森堡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路线的根本分歧，而这种分歧从１９０４年一直延续到１９１８年。因此有必要从１９０４年卢森堡的论文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策略》开始，把卢森堡的三篇文章联系起来综合考察一番。

二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策略》是对列宁 《进一步，退两步》一书的评论，而列宁这本书与他更早出版的 《怎么办？》等著作一起，集中阐发了布尔什维主义组织策略的核心观点。在 《怎么办？》中，列宁借用考茨基的看法并予以发挥，认为社会主义学说与工人阶级的日常经验全然没有关系，它是 “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 并从外面 “灌输”给工人群众的。由此便逻辑地确立起 “革命家”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进程中的至上的和优先的地位。

 “革命家”如此重要，革命家的集合体即 “职业革命家集团”自然成了整个事业的核心，它必须组织严密、步调一致，否则无法承担起制定纲领、规划策略、整合队伍、进行政治动员从而领导群众夺取政权的任务。这一主张决定了 “组织问题”在列宁眼中是生死攸关的。为维护革命家组织的严密性，列宁在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上以及其后，围绕党章第二条关于党员资格问题，与马尔托夫一派分道扬镳。在阐述关于高度集权的组织主张时，列宁不惜使用极端的语言，例如他把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叫做 “同已经意识到本阶级利益的无产阶级的组织密切联系在一起的雅各宾派分子” ；在反驳关于集中制为 “官僚主义”的批评时，列宁干脆宣布：“官僚主义对民主主义，这也就是集中制对自治制，也就是革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原则对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派的组织原则。后者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 （在那些狂热坚持这点的人们那里）无政府主义地步的 ‘民主主义’。前者力求由上层出发，坚决主张扩大中央对于部分的权利和权限” 。

上述主张遇到了当时众多理论家的反对，其中以卢森堡最激烈，也最富理论色彩。在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策略》中，卢森堡把 《进一步，退两步》的观点叫做 “极端集中主义”，认为这是 “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是 “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 。卢森堡也要求集中制，但她主张的是工人阶级的 “自我集中制”而不是 “官僚集中制”。她认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建立在工人阶级的自觉性和革命首创精神上，由工人群众自己去推动运动，探索经验，纠正错误；后者的实质是 “没有积极的创造精神，而是一种毫无生气的看守精神”，是 “集中于监督党的活动而不是使它开花结果，是缩小而不是发展，是束缚而不是联合整个运动” 。卢森堡直截了当地宣布了自己与列宁的策略的对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所犯的错误，同一个最好的 ‘中央委员会’不犯错误相比，在历史上要有成果得多和有价值得多” 。卢森堡把问题的实质归结为工人群众 “自我集中制”和中央委员会的集中制的分歧，是相当准确的；她对布尔什维克集中制的固有趋势的预见，被历史证明是相当敏锐的。

沿着这一线索，便十分容易理解１９１１年 《信条》中的观点了。卢森堡在文章里描述了多年间她与列宁之间的分分合合的脉络：“早在１９０３年，在俄国党内形成了两个派别 （按：指１９０３年二大上形成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之后不久，我们就感到不得不起来坚决反对列宁和他的朋友的组织上的集中制。因为他们想要通过纯机械的方式使党受制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一个思想上的独裁者来保证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方向。这种生硬机械地理解革命性质的方式在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６年革命进程中刚一出现，列宁的支持者就大声疾呼必须 ‘准备一次武装起义’。他们要安排一些 ‘三人’或 ‘五人’小组，即一些小的武装部队，并且要进行 ‘战斗’训练。在 １９０７年于伦敦举行的上届党的代表大会上，我们的代表既坚决抵制孟什维克右派的机会主义堕落行径，也坚决抵制列宁的左派鲁莽的革命行动。从那以后，布尔什维克对社会民主派激进主义的理解向着共具欧洲化的方向演进，这一演变使我们党和布尔什维克有可能在反对取消主义灾难的共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然而，最近，如上面所说的在党遭到全面破坏的时候，列宁及其朋友的特殊策略迫使我们党不得不重新采取坚决的反对立场。这时，列宁以机械的粗暴方式解决俄国党发展中的问题和困难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再次表现出来，这种倾向对党是危险的。”

１９０４年卢森堡系统明确地阐述了她的不同于列宁的 “组织观”，到了 １９１１年，她更以 《信条》一文表明，即使对确凿的机会主义，也不能施以派别分裂的疗法，尤其不能把一切与自己意见不同的派别统统推到机会主义那里去，一概骂倒和踢走了事。而当十月革命后把上述党的组织策略上的差异扩展运用到国家政权建设问题上时，便产生了卢森堡与 “列宁、托洛茨基及其同志们”进一步的分歧。在 １９１８年的 《论俄国革命 》中，她集中阐述了这些分歧。

布尔什维克认为，他们夺取政权之后采取的种种 “革命恐怖”措施，如取缔反对派报刊、解散立宪会议等，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经地义；他们自己代表着无产阶级群众的根本利益，凡是利用投票选举之类的 “形式民主”来反对他们的做法，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阴谋伎俩。这种观点在卢森堡看来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卢森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革命是必要的，但它的实质是运用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这一专政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这就是说，它必须处处来自群众的积极参与，处于群众的直接影响下，接受全体公众的监督，从人民群众日益发达的政治教育中产生出来 ” ；而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却通过取消民主，把阶级专政变成 “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它只给支持自己的人以自由，同时剥夺一切持不同意见者的自由。卢森堡预料，这样做的结果必然是国家公共生活的枯竭，一切精神财富和进步的泉源被堵塞，“只有官僚仍是其中的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的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卢森堡进而断定：“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

凡涉及反对改良主义，主张尽快地、不停顿地进行革命以夺取政权时，卢森堡通常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大力支持他们的行动。她对她确认的机会主义者的批判，语言之严厉、态度之尖锐并不亚于布尔什维克。但从上述三篇文章的理路可看出，在这些共同点之外始终存在着一处重大差异，即她在组织问题上完全不接受布尔什维克的做法。她不同意从组织上简单搞 “割除”，走分裂道路，更不同意让一个至高无上的中央集权制度来执行防范和割除 “异端”的任务。卢森堡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错误及其纠正看作一种自然现象，应该由工人自己通过思想斗争来克服，并由此使工人阶级实行“自我集中制”的能力得到提高；如果不这样，而是让 “中央委员会的托管”通过组织手段去包办，只能导致官僚主义，后果将是把本该作为积极的 “主体”的工人阶级变成消极的 “客体”；如果把党组织的集中制原则扩展为革命后的新政权的组织原则，那就会使社会主义变形。

上述三篇文章写作年月彼此相隔，话题都是现实问题而非理论探讨，但它们恰似一部事先已经对整个结构作出严谨布局的著作，层层递进，系统地表述了卢森堡与布尔什维克在党和政权的 “组织问题”上的理论差别。更深入地看，差别又不仅仅停留在组织问题上，它们还表现了卢森堡对社会主义本质的不同理解。

三

在那一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布尔什维克是最重视 “组织问题”的。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注重阐发历史唯物主义的细节以及它在各种条件下的运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与经济必然性、无产阶级的斗争道路、形式等理论问题，在这些领域里产生了许多至今仍有价值的成果，也曾经爆发过数次大规模争论 （例如关于伯恩施坦问题的争论，１９０５年期间关于总罢工问题的争论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内１９１０年前后关于“左派”与 “中派”道路的争论等等）。相较之下，组织问题只是技术性的 “策略”，不具有决定的意义。

上述情形与马克思学说密切相关。按照经典马克思学说，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矛盾发展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革命是意识到本阶级使命的工人阶级自己的事业而不是少数人的事业；革命胜利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只能是巴黎公社式的自治国家；随着生产资料的转归社会所有，国家将逐渐消亡，终归与社会融为一体，那将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整个过程中，“革命家”及其组织应该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但不是形成工人阶级的 “自我意识”和阶级行动的革命原动力。

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继承了这一思想。卢森堡毕生的理论和实践始终贯穿了上述思想。属于革命左派的她，坚信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日趋激化，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在国际范围内已经成熟；她像托洛茨基一样，确信此时起支配作用的已经是阶级斗争的主观逻辑而不是单纯经济运动的客观逻辑了，因此即使像俄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也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由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她既反对西欧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又反对俄国布尔什维克的 “革命家集团”组织策略。在她看来，前者的错误在于对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失去信心，企图用改良代替革命；后者则企图用布朗基式革命 “密谋委员会”的主动性代替工人阶级大众的自觉行动，因而违反了 “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

卢森堡对西欧改良主义和俄国布尔什维主义的批评和反对，在东西两线上均遭失败。一方面，她不但未能阻止改良主义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的蔓延，而且使自己长期处于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少数派的地位，即使１９１７年革命从俄国爆发并迅速影响西欧时，事态的发展也并未像她期望的那样点燃西欧的干柴，燃起革命的普遍烈火。卢森堡领导的革命左派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她本人也成为自己事业的殉道者。另一方面，她对布尔什维克集中制组织路线的批评，不但未能说服被批评者，反而遭到全盘的否定和回击。１９０４年卢森堡的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一文发表后，列宁作出了激烈的回击 ；１９１８年的 《论俄国革命》手稿发表后，不但没有促成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丝毫改变，反而让列宁得出 “卢森堡犯了错误”的结论 。她的预警在 ２０世纪 ２０年代的苏俄逐一成为事实，但事态不管不顾地继续沿着既有的中央集权方向发展，直到斯大林时期达到顶峰。到１９３１年，斯大林索性以极端严厉的口气全盘否定卢森堡 。此后，在苏联，她作为烈士还受到某种尊重，她的理论却差不多被看做一片谬误。

卢森堡的遭际令人扼腕，引人深思。且一探其政治表象的背后。卢森堡的时代——第二国际时代，是社会主义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并在某种程度上被奉为运动的指导理论。也在此时，历史的实际发展开始了向理论的挑战。西欧资本主义中心地区由于内在结构的变化，开始从早期阶段向成熟时期过渡，对自身矛盾的调节能力大大加强。在新的条件下，这一地区工人阶级运动的内容、形式和结果都发生了改变，导致工人阶级大众在心理上逐渐朝着总体上认同资本主义的方向演变。于是，改良主义自下而上地取代了革命的要求，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了西欧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方向。

此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应该深入经济变化的 “底层”去理解这种变化，而不是把原因仅仅归之于 “上层”即政治家、理论家们的机会主义恶意。但经济变化的深度和广度还不能为人们提供进行深入分析的充分材料，这便使革命的左派思想家们不能不陷于困难的境地。这也是卢森堡的不幸。像她这样出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资本积累论》的作者，也无法做到对改良主义的 “解剖”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她对改良主义的批判和斗争虽然尖锐和激烈，却只能停留在政策层面。

俄国完全处在另一种条件下：科学社会主义是在俄国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起步不久后从西欧传入的，思想的发展大大先于运动的实践。理论与实际运动之间的这种不平衡和超前发展，在列宁的头脑中形成了 “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学说也是完全不依赖于工人运动的自发增长而产生” 的映像。这种不平衡状态不可遏止地催促着充满自信的 “革命家”要运用自己的头脑 “从外面”、从上面去实行理论灌输，自上而下实施对运动的领导，借以引领 “阶级群众”去夺取政权，加速实现自己的理想目标。于是，理论上、政治上的优越感和组织的严密性被提到首位，成为运动的决定因素和取得成功的保证。布尔什维主义便是这样产生的。一个依靠高度集中和严格纪律性组织起来的 “革命家集团”，是布尔什维克与生俱来的基本特征。尖锐批评布尔什维克组织策略的卢森堡没有意识到，她反对的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某一具体政策，而是布尔什维克的根本立足点，没有这一立足点，它不但不能造就俄国革命，甚至无法维持自己的存在。她的意见怎么可能被人接受呢？

无论事件的当事人还是批评者，都未必真正把握他们的所作所为的真正含义和结果，这在历史上并不鲜见。卢森堡从１９０４年到１９１８年对布尔什维克的三篇批评清楚地表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揭示布尔什维克组织主张中隐含的危险时，没有人比她讲得更透彻。但是，她没有把她所批评的现象与对俄国社会主义历史道路的分析联系起来，这决定了她虽然在政治上鞭辟入里，但放在历史的高度看却不够深刻，也无法解决问题。在这方面，如果拿她和十月革命后的考茨基作比较，可以说考茨基在思想方法上更彻底，他看出了布尔什维克作为一种政治运动的历史实质，就干脆放弃了对这一运动的政策进行劝说的工作。当然这样一来，他也就完全站在了俄国革命的对立面。

布尔什维克热衷于如何从速取得政权，并不关心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差异在未来可能带来的问题，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一整套策略不过是他们对自己所处历史特定环境的特殊反应。随着政治上的巨大成功，他们越来越把自己的组织策略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卢森堡的警告被拒斥，直到被斯大林斥之为 “卑鄙的市侩式的论调” 。这里表现的是两种不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

卢森堡的批评在实践中不成功，不意味着这些批评毫无价值。卢森堡的思想中包含着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这就是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由社会劳动成员真正掌握生产资料并作为主体对社会生活实行管理，而不是仅仅满足于把生产资料从私有者那里夺过来转归新的人民保护者。她的眼光超出了２０世纪国家社会主义的水平，预见到了这种社会主义的消极后果。俄国式社会主义，是在工人阶级具备社会管理能力之前以革命家集团的认识、毅力及其组织能力对劳动者大众实行政治动员和领导为本质的。这种道路可以在政治上取得巨大成功，可以转化为推进现代化的力量，但在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会遇到巨大困难，因为它内在地包含着条件、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卢森堡的三篇论文揭示出了这些矛盾，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们的意义也就愈加清晰地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①彼得·胡迪斯、凯文·安德森编：《罗莎·卢森堡读本》，纽约，２００４年。

②《列宁选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

③《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④《卢森堡文选》下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⑤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全集》第９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⑥《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

⑦《斯大林全集》第１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８１页。

作者简介：张光明，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