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的实践经验对越南和古巴的影响

吴群芳

［摘 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一些经验。越南热情地关注和学习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经验，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忠实最坚决的学生。越南以“中国模式”推进经济领域的改革，并关注着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与些同时，古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极为关注，并学习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我国改革的实践经验对越南和古巴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实事求是的取向、经济发展的取向、稳定的政治取向、公正取向和法治取向上。

［关键词］中国； 越南； 古巴； 改革开放

邓小平早在1985年就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中国只要这样搞下去，旗帜不倒，就会有很大影响。” 2004年 1月 12 日，东京《日本时报》发表了《中国经验照亮越南之路》一文。文中提到，越南热情地关注和学习中国经济政治改革的进程和经验，是中国在东南亚地区最忠实最坚决的学生。越南以“中国模式”推进的改革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正关注着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此同时，古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极为关注，并学习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的经验。我国改革的实践经验对越南和古巴的具体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国改革的实事求是的取向、经济发展的取向、稳定的政治取向、公正取向和法治取向上。

一、实事求是的取向

实事求是的取向具体体现为改革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本国国情出发，走自己的路，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借鉴，但决不能当作新的模式照搬过来。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社会改革正确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就是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来说，就是“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中国国情既特殊又复杂，更要注意从国情出发，这其中有两个基本点。一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发展又很不平衡的多民族的国度，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就需要一个统一的领导力量和领导核心。在当代中国，这种领导力量和领导核心只能是中国共产党，没有其他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没有共产党的领导，社会的运作必然会表现为无序的动荡状态，其结果只能是葬送已取得的改革成果。因此，邓小平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想象的，“那就只会四分五裂，一事无成。这是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奋斗实践中深刻认识到的真理。”二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不搞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

在借鉴中国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古巴共产党更加确认自己原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更加坚定了他们走古巴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卡斯特罗强调，古巴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古巴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借鉴别国的经验，但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古巴上下十分重视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1995年底，卡斯特罗在结束对中国、越南的访问之后，表示要向中国和越南学习社会主义改革的经验，建立“自己独创的市场社会主义”。他认为，古巴可能会学习这两个国家的有益经验，但是这不等于说必须照搬中国和越南改革的模式。古巴与他们“有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同的地方，这是由于各国的客观条件不同”。由于古巴与美国近在咫尺，国内情况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有很大差别，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方面必然会有自己的特点。经过几年的调整和改革，古巴渡过了自 1959年革命胜利以来的最困难时期，古巴共产党领导的政权牢牢地控制了国内局势，不仅坚守和巩固了社会主义阵地，而且为今后“古巴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改革的实事求是取向也为近邻的越南所借鉴。改革开放以来，越南更是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越南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有越南特点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1998年越共八届六中全会强调，要大力加强对国内外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工作，进一步搞清实践中产生的急迫问题，搞清越南社会主义模式和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越共中央委员、越南社会科学与人文中心主任阮维贵讲：“越南共产党已经意识到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必须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为基础。此外，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个国家具体的特点、条件和历史环境出发。……各国在解决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哪怕是非常相似的问题的时候，都不可能找到一个惟一的模式。同样，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国的适用性的问题上，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模式。”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院长阮德平也指出，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越南共产党主张“符合越南条件和特点的社会主义及社会主义道路”。

二、经济发展的取向

经济发展的取向具体表现为改革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而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宗旨，在于有效地组织全体人民去实现国家的根本任务。前苏联共产党在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视全球利益分配格局的新变化，长期游离于世界通行的游戏规则之外，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以致于前苏联民众连“土豆加牛肉”的生活也难以维持，最终被老百姓所抛弃。前苏联发生剧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经济建设没有搞好。上个世纪50年代，前苏联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 10%，60年代下降到 8%，70 年代下降到 5%，80年代下降到 3%，到 90年代初已是负增长。当然，这与计划经济体制走到极致有关，也与苏共领导层在政策上的失误有关。在前苏联七十多年的历史中，大部分时间都以阶级斗争为重心。50 年代以前，除 4年的卫国战争外，大部分精力用于“国内阶级斗争”，包括多次全国性大清洗。60年代以后，又把注意力放在“国际阶级斗争”上，和美国争霸，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重严重畸形，使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引起了人民的不满。

邓小平清醒地意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1982年他就指出：“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优越性？……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同年，邓小平对来访的金日成说，“我要强调指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90年，正当社会主义陷入全球性危机之时，邓小平向几位中央负责同志指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他又说：“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

的确，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改善。自 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9%，到 1987年人均收入增加了一倍，而美国取得这一成就花了 50年，而日本在高速发展期花了35年，尤其是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十多年来，经济发展速度表面上和前些年差不多，而基数和前些年是不同的，这种发展当然有质的不同。2000年 12月 30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2000 年中国的 GDP比 1999年增长8%，超过8.9万亿元。这个数字换算成美元将超过 1万亿，分摊到每个人身上为849美元。这是中国的GDP首次突破 1万亿美元，而人均GDP首次突破800美元。人均GDP800美元是低收入国家，这样中国终于把“穷国”的帽子丢在了上个世纪。到了2004年，中国人均GDP 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正在向2000美元迈进。这是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果。

越南北邻中国，同中国进行长期不断的贸易往来，受中国成功经验的启示，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革新。1991年越共“七大”提出了以革新和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新方针，大会确定马列主义和胡志明思想是越南人民的思想基础和行动指南。按照胡志明思想来讲，社会主义就是民富国强、社会公平、文明。会议提出要争取时间，发展生产力，通过实行国家管理的市场机制，力争在10年内人均国民收入翻一番。越南实行革新开放的这些年是二战后越南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尤其是上个世纪90 年代上半期，越南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超过8%，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为13.5%。农业生产已连续多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丰收和农业发展为社会政局的稳定和整个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人民生活水平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越南革新开放取得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是越南共产党人以史为鉴，顺应民心，从本国实际出发，借鉴各国的发展经验，尤其是中国改革的经验，吸取苏联、东欧的教训，采取了以经济革新为重点，逐步进行政治革新的方针，将经济发展与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

三、稳定的政治取向

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目标取向相关的是稳定的政治取向。中国的政治改革者注重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稳定中积极推进改革发展。这有两点主要经验：一是渐进改革谋稳定，二是通过试点求进步。

中国的改革是在不根本改变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对具体的经济和政治运行体制进行深层次的改革。由于受到现有政治体制的完善程度、社会经济结构变化的程度以及权力利益再分配的程度等诸多变量的影响，改革过程中必然存在着许多影响改革成败的不确定因素，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呢。而如何在化解这一难题的同时又避免社会的大动荡？中国政治改革的经验就是“政治渐进主义”。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体制改革，“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匆匆忙忙地搞不行”，如果那样搞“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要坚持渐进式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是中国领导人为重建统治合法性的理性选择，是以政治稳定为目标的，其特点是渐进的和累积性的，它是通过一系列政策选择来实现的。具体来讲，中国的政治渐进主义可以这样定义：一方面连续不断地调整制度框架以确保经济改革和政治稳定；另一方面又较好地消融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剧烈变动。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中国政治上的渐进主义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进展，在维持稳定、保障经济和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意义不容低估。

另外，放权不是分权，通过试点或试验的方式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也是中国改革的重要经验，实践证明是相当成功的。中国的改革属于放权式改革，只是在放权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权的结果；而放权式改革本身意味着可控性，权力内核可以控制改革的速率和领域，从而避免改革可能出现的激烈震荡，而通过试验或试点的方式就是这种改革的重要方式。突出的例子是人民公社体制的废除和村民委员会的建立，这是涉及数亿农民切身利益的政治体制改革。为规范村民自治，经过激烈争议，1987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而这一法律一试行就是十多年。该法律通过不久，中央就重点要求一个省确立一个县，一个县确立一个乡镇，一个乡镇确立一个村进行试点，开展村民自治模范点的创立活动，以此总结经验，确立标准，调控村民自治进程，使这一重大政治改革没有发生大的动荡。1998 年，经过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去掉“试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实施。

农村稳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而稳定首先就是要有饭吃。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就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使农村乃至整个国家的面貌都发生了巨变，而越南则落后了。它们仍实行类似我国原来的人民公社体制，只不过搞了一些小段包工、联产计酬等对原体制采取修修补补的措施，没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而到了80年代中期，粮食生产不断下降，每年进口数十万吨大米，最高一年进口一百多万吨，全国出现大饥荒，难民逃向世界各地。1998年，以阮文灵为首的越南共产党政治局认真学习中国包干到户的经验，实行了农户家庭经营，使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增，第二年就实现了多年奋斗的目标，粮食总产量达到2151万吨，出口达到142万吨，成为越南农业生产的分水岭。农村改革的成功，大大地调动了越南农民的积极性，这是构成社会稳定的牢固基础。

过去二十多年来，越南一直密切关注和学习中国的改革经验，一些政府高层人士也坦诚地说要学习“中国模式”。2000年 2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越南时说，世界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一个国家只有稳定，经济才能发展。越南领导人认为，中国的经验中，最值得学习的一点就是：坚持把国家的稳定放在首位，避免前苏联忽然解体后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在 2005 年“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上，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丁文恩在总结越南革新开放的经验时也指出：“改革采取的步骤是有计划的。这与俄罗斯、东欧国家的改革不一样。”“在中国、越南，我们看到的步伐是有计划地进行。”

中国步伐谨慎、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也为古巴所借鉴。古巴所处的特殊形势，使古巴在处理改革与稳定的关系上，必须把“稳定”放在“第一位”。卡斯特罗反复强调，古巴是个小国，又处于美国身旁，经不起动荡和折腾，任何改革开放必须审慎、有秩序、有控制地进行。所以古巴改革的最大特点是必须稳妥地进行，因而可称之为“稳步的改革开放”。自 1993年古巴宣布搞改革以来，古巴在生产、流通、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总体说来，古巴的改革没有也不打算突破“计划经济”体制，其改革的总原则是“既要充分利用市场，又要坚持计划经济”。

四、公正取向

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努力做到维护社会公正。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普遍遇到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在各国的改革中都是一件令政府头疼的事情，而围绕这两个问题所引发的有关政府作用与合法性基础的理论争论则成为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论题之一。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强调政府在维护社会公平方面的责任。在他所强调正义的两个原则中，着重强调了政府在政策选择时应该向社会结构的最少受惠者和为社会成员提供均等的机会倾斜。而另一位同样著名的美国政治哲学家诺齐克则对罗尔斯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更强调政府在提高社会整体福利（效率）方面的职责，认为政府必须维持在一种他所称的“最弱意义的国家”范围内活动，而不应该对社会福利的分配进行强制性的干涉。西方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比发展中国家有着更多的选择，因为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的发展问题已经不成问题了，由于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法治制度，可以在公平与效率方面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有所侧重。但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社会政治经济的现代转型面临着两个任务：经济的现代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和法治化。经济上的滞后使后发展国家在改革战略选择上无一例外地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政策倾斜，但随之而来社会公正的缺失却给政治结构的现代转型带来了许多问题。

社会主义追求的是实质性正义。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早期实践中，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而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动机，不仅仅是为了能够充分调动国家的全部资源，以实现经济的赶超型发展，还有一个基本的理念需求，就是通过计划来进行利益的分配和调整，从而实现最大限度的平等。但是，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平等，使社会处于无效率的状态，严重地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故而改革伊始我国同样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政策，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与中央给予的政策倾斜先富起来，以带动经济的快速发展。这种政策倾斜一方面确实起到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做出了贡献。但这种政策也使社会成员在改革中的起点与发展机会方面存在不平等。也就是说，我们的结果不公正的起源在于起点的不公正与过程的不公正。目前，改革的决策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政治改革中着手进行分配制度的改革，并且将公平作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目标。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在使广大社会成员不断受益的同时，政府努力提供利益补偿，确保生产要素供给者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参与市场竞争。机会均等，实际上就是通过补偿为能力低的人、条件差的地区创造发展的条件，特别是对那些必须以少部分人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改革方案辅之以相应的补偿性措施，如对破产、被兼并企业职工的安置救济，对优化劳动组合中下岗职工所实施的“再就业工程”等均属于此。

古巴领导人对中国努力保持改革的公正取向的经验十分重视。保持公平分配，尽可能地减少社会代价，是古巴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坚持的一个原则。2004年 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古巴时，专门向卡斯特罗主席介绍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强调中国将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的发展，不断提高 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准和生活品质。卡斯特罗对此表示了极大兴趣，强调古巴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平价值。尽管面临挑战，“社会主义肯定仍然是我们这类国家和平与生存的惟一真正的出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他强调，古巴“非常钦佩传奇和革命的中国，一个独一无二的中国，一个精神的中国，一个永存的中国”。古巴始终十分重视公平问题。在经济最困难的时候，古巴领导人公开承诺，决不让一个人无衣无食，流落街头。当时，政府断然拒绝在一些苏东国家所实行的“休克疗法”，认为这对普通劳动者的伤害太大。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古巴一直保持了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险方面为全民提供的免费服务。世界银行在2004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到了“古巴之谜”。虽然古巴在经济上非常贫困，但是婴儿死亡率却低于许多工业化国家，并且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常见的疾病在古巴已被消灭了。古巴的收入水平只是加拿大的1/10，但婴儿死亡率却与加拿大持平。这令世界银行专家感到费解，把这称之为“古巴之谜”。其实，古巴这种“没有经济增长也能使人民拥有健康”的成就主要来自社会制度的公平价值取向：全民公平的医疗保健是政府要实现的三个最高目标之一，2000年古巴在医疗方面的公共开支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10%。经济上收入差距不大，干部清廉不搞特权，再加上较完善的教育与卫生等社会福利，有力地维系了古巴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越南在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中也比较注重维护社会公正。越南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比资本主义更加富裕和更加公平。越南的社会主义仍处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目前正由过渡时期的“初期阶段”向“推进工业化、现代化阶段”转变。“符合越南条件和特点的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是富强、民主、文明和公平。

五、法治取向

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是进入到具体的实践领域，情况就要复杂得多。由于中国人口多，生存压力大，庞大的人口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之间构成了尖锐的矛盾，而且人口的平均文化水平低，缺少现代法治意识，由此导致利益分配往往表现为一种残酷的生存竞争。由于这种紧张关系对分配的特殊要求不仅影响政治改革的发展，甚至影响政治体制的现实形态，具体表现为重要的经济命脉必须掌握在国家手中，由国家统一分配资源。建国后，我国建立的也正是这样一种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集权体制，但这种传统集权体制也有着自身固有的弊端，那就是容易造成效率低下，阻碍经济的发展。我们现在引入市场经济，目标就是把社会主义的理念和市场经济的效率相结合。市场经济一方面通过启动利益杠杆和利益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各利益主体创造社会财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但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本身难以保证公正的收入分配，会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生成新的寻租利益集团。所以，一方面重要资源要掌握在国家手里，这就有一个如何防止权钱交易和特权阶层形成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要搞好发展，使社会发展有活力，但有一个如何做到公平的问题。解决这两个问题都只能靠法治，靠秩序，靠制度。由于法治具有明确、稳定、刚性的性质，使它一直成为历史上规范政治权力最常规的方式。况且，法治本身就是制度文明的集中体现。董必武指出：“说到文明，法律要算一项，虽然不是惟一的一项，但也是主要的一项。”只有通过法制手段规范国家权力，规范政治运作，不断培育人们的市场意识、民主要求，实现途径才能制度化、规范化、具体化，民主才能成为稳定的可操作的事实。因此，在中国特定的国情背景下，民主化对法治的强烈需求，使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更多地表现为制度的建设和发展，表现为日益深化和扩展的政治制度化过程，而社会主义政治运行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就是中国政治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

具体到政治改革的实践中，在如何重新调整党、政府和经济体系三者的关系，如何使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制度化，如何使农村的管理民主化等等一系列问题上，我国都坚持了法治化、制度化的取向，从而使整个政治体制能够容纳快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剧烈变动，而不至于出现社会经济的混乱。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注重加强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加强了立法工作，提高了立法质量，基本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加强了法治的宣传教育，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并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我们必须随着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实际过程，不断地把在政治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有实效的做法和经验从制度上、法律上确认下来，使之成为我们社会政治生活的共同准则和规范。

越南在改革中也一贯强调和加强法制建设，并在完善经济法规，依法进行经济管理，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法治环境方面借鉴了中国的一些做法。而发展民营经济，是越南经济革新的一大亮点。越南政府为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法治环境。1990年，越南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公司法和私营企业法。1992年，新宪法确认了私营经济，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合法地位。宪法第16条明确规定了五种经济部门：公有制经济部门、集体所有制经济部门、个体所有制经济部门、私营资本主义经济部门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部门。第 22条规定：所有的经济部门必须承担对国家的责任，在法律的框架内一律平等，其合法资本和资产受国家保护。2000年，企业法获得通过，迅速推动了私营经济的发展。目前越南正在制定统一的《投资法》，希望通过这部法律，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新的环境，并在这个环境中培育壮大民营企业家队伍。

越南正在积极努力，希望在2005年加入 WTO在这个冲刺阶段，越南方面希望进一步借鉴中国的法治经验,2005年 4 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越南中央经济管理研究院联合在海口召开了第二届“中越经济改革比较论坛”，来自越南的学者就关于加入WTO的法律制度建设问题不断地向中国专家提问，包括相关法律的完善、合适的法律法规的制定以及向公众普及WTO 的相关信息，特别是向企业提供WTO规则方面的信息等。为了适应WTO的要求，2005年，越南国会将对25项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在各项法律法令当中，最受关注的两部法律是《统一企业法》和《投资法》。越南正在起草《统一企业法》，使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都按照一个《统一企业法》来运行，为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李慎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4］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6.

(作者：北京科技大学 公共管理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