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父——马里亚特吉述评

叶健

提起拉丁美洲，人们会想起常常被视为 “尘世基督”的切·格瓦拉 。但是，在人们的印象中，切·格瓦拉是一个孤魂野鬼: 此人莫名其妙，好像从天而降，震惊世界，之后，又突然在 1967 年10月弃世而去，留给后人无尽的猜度。本文希望能够略微说明，这个拉丁美洲的堂吉诃德不是无根的游魂，而是其来有自的历史和现实的承载者。切·格瓦拉这个极富理想乃至宗教色彩的 “新人”可以回溯到另一个年轻人。这就是本文要讨论的主要对象: “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父”、“拉丁美洲第一个葛兰西主义者”、“解放神学的先行者”、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1894 － 1930) 。虽然这两个年纪轻轻就凋零的拉丁美洲生命没有交集，但拉丁美洲谜一样的历史还是将两人连在了一起。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穿行拉丁美洲的时候，切·格瓦拉曾经在秘鲁与另一个医生乌戈·佩塞 ( Hugo Pesce) 在一家麻风病医院共事，他们花了很多时间共同讨论拉丁美洲的政治、社会现实。这个医生正是马里亚特吉所创建的秘鲁共产党一个秘密支部的成员。随后，切·格瓦拉前往危地马拉，在那里与另一个在危地马拉流亡的秘鲁人伊尔达·加德亚 ( Hilda Gadea) 一起讨论过马里亚特吉著名的 《秘鲁七论》 ( 7 Ensayos de interpretación de la realidad peruana) 、《清晨灵魂》( El alma matinal) 等著作 。

一、马里亚特吉生平

跟意大利的葛兰西 ( 生于 1891 年) 和中国的毛泽东 ( 生于 1893 年) 差不多同时，秘鲁的马里亚特吉生于 1894 年。就像葛兰西因小时候受过伤而需要终身与疾病抗争一样，马里亚特吉也因小时候（1902年）膝盖被撞伤而终身残疾，马里亚特吉从 1910 年开始在印刷厂做学徒。跟马克思和葛兰西一样，马里亚特吉从事的也是报业。1911 年，马里亚特吉发表第一篇文章，并很快成为一个知名记者。1919 年因观点激进而陷入与政府的冲突，当时的政府给了马里亚特吉或者蹲监狱或者驱逐出境的选择，马里亚特吉选择了后者，并以政府使节的身份进入欧洲，开始其生命的 “留学”阶段。

马里亚特吉于 1919 年 10 月离开秘鲁，11 月抵达法国，一个月之后去了意大利，广交克罗齐等意大利知识界知名人士，其婚姻在一定程度上还是由克罗齐促成的。马里亚特吉出席了 1921 年意大利社会党里窝那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意大利社会党左翼从社会党中分裂出来成为意大利共产党。可以确定，马里亚特吉知道葛兰西，并且通过葛兰西主持的 《新秩序》杂志对葛兰西的思想颇为熟悉。1922 年 6 月，马里亚特吉离开意大利，接着，就像日后的切·格瓦拉穿行美洲大陆一样，穿行欧洲大陆: 马里亚特吉在游历了法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之后，于 1923 年 3 月返回秘鲁。1924 年 5 月，马里亚特吉经历了一次严重的健康问题，进行了腿部截肢手术，从此必须依靠轮椅生活。1925 年出版第一部著作 《当代舞台》 ( La escena contemporánea) 。 1926 年 9 月创立了一份名为 《阿毛塔》 ( Amauta) 的杂志，马里亚特吉去世之后即常常被称为“拉丁美洲的阿毛塔”。1928 年 10 月创建秘鲁社会党，11 月出版第二部也是最后一部在其生前出版的著作 《秘鲁七论》，一般而言，这就是马里亚特吉的代表作。1930 年 2 月秘鲁社会党更名为秘鲁共产党，1930 年 3 月马里亚特吉去世。

二、马里亚特吉眼中的拉丁美洲

马里亚特吉接受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看法，将拉丁美洲历史分为 4 个阶段: 部族社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具体到秘鲁，第一阶段为印加帝国的古代共产主义; 西班牙在 16 世纪的征服带来了封建主义; 19 世纪初独立战争之后，资本主义进入秘鲁; 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资本主义陷入危机，秘鲁即将进入现代共产主义阶段。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是截然分明、前后相继的几个历史阶段，在秘鲁，古代印加帝国共同体经济因素、殖民地时代封建主义经济因素和资产阶级经济因素共同存在着 。

作为秘鲁历史的第一阶段，印加帝国的中心在山地。马里亚特吉说，西班牙人 “从来没有认为自己真正征服过安第斯山”，他们对印第安人的山地 “一直怀着又敬又畏的心理” 。西班牙殖民者喜欢居住的 “沿海的秘鲁”和印第安人居住的 “山区的秘鲁”从未真正达成统一。西班牙人确定的首都利马并不是印第安人建造的首都库斯科，征服者和印第安人互相共处，但并未融为一体。秘鲁从来也不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秘鲁。马里亚特吉特别指出，经历了数个世纪的压迫和剥削，印第安人的精神和肉体被压弯了，但是， “他们难以理解的心灵深处却几乎没有变化，在险峻的山区，由于白人的法律还没有实施到这里，印第安人仍然奉行着他们祖先的法律。” 征服使印第安人皈依了天主教，但实际上，印第安人并没有否定他们的古老神话。他们从来没有真正 “抛弃那种不向理性而向大自然寻求答案的生活观念。在瓦努科省的印第安人的意识中，三位家神，即瓦努科省的三座小山比基督教的 ‘来世’更加重要。” 换句话说，过去并没有完全过去，印加帝国的共产主义通过印第安人继续活在现代世界。

秘鲁的封建主义阶段开始于西班牙的征服。西班牙美洲和盎格鲁 － 撒克逊美洲不同，应该说存在两个美洲，而不仅仅是一个美洲。马里亚特吉认为: “殖民化在美国留下了当时正在欧洲形成、而且代表着未来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经济的萌芽; 而殖民化给西班牙美洲带来的是正在衰退而且只代表过去的一种精神和一种经济的结果和方法” 。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是中世纪欧洲所进行的 “最后一次 ‘十字军东征’” 。马里亚特吉特别指出，在英勇但短暂的征服时期之后，西班牙派到美洲来的几乎只有 “贵族、教士和恶棍” 。与北美不同，南美的殖民者并不是政治、经济方面的开拓者，除了耶稣会等少数修会教士之外，南美的殖民者 “缺乏创建劳动中心的才能” 。也就是说，西班牙给殖民地带来的是中世纪精神。西班牙殖民者剥削和攫取已经形成和容易得到的财富，而不是通过克勤克俭去创造财富。美洲的金银就在眼前，而且又有那么多印第安人为其劳作，殖民者为什么要亲自动手呢? 马里亚特吉赞同地援引比利亚兰的看法: “既然没有必要，何必劳动呢? 这儿不是有印第安人吗? 他们不是人数众多、性情温顺、勤劳苦干、生活节俭、适应这里的土地和气候吗? 于是，印第安农奴造就了游手好闲、挥霍浪费的富人。但是，最糟糕的，是在劳动和农奴制之间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联想，因为事实上没有不是农奴的劳动者。一种本能、一种天生的厌恶心理玷污了一切和平劳动的名声，甚至有人认为劳动是坏事，劳动可耻。”

也就是说，西班牙殖民者自认为是贵族老爷，而不是与自然的力量进行抗争的开拓者和劳动者，认为只有不必动手劳动的教士职业才是至高无上的，因此， “凡富裕家庭的次子都要从事神职” 。换言之，西班牙统治者是一些只知挥霍、不事生产的食利者。他们鄙视劳动，认为劳动是奴隶们干的事，劳动是对人的奴役。他们喜欢的是宫廷的金碧辉煌，他们崇尚的是文人的悠闲舒适，他们追求的是仪式的绚丽壮观，他们为之倾倒的是排场的铺张华丽。其后果就是，天主教徒的秘鲁没有能够像清教徒和犹太人的美国一样，成为劳动者的国家，而是成了军人和教士的国家。马里亚特吉特别指出: “资本不仅是一种技术，还是一种精神” 。也就是说，资本不单单是金银的积累，更主要的是一种纪律和意志，天主教的西班牙懂得攫取金银，但并没有开拓企业所需要的纪律和意志。“在历史上，新教思想是资本主义进程的精神酵母” 。工业化、机械化的资本主义也只在英国、美国和德国这样的新教国家达到顶峰，这些国家的天主教徒则本能地保持了农村的嗜好和习惯，法国和意大利也保持着对农村生活的向往 。总而言之，天主教的美洲不是资本主义的美洲，而是中世纪封建主义的美洲。

秘鲁的资本主义阶段开始于 19 世纪初的独立战争。但独立战争之后建立的共和国，没有触动教会和贵族地主的特权，没有根本改变拉丁美洲的封建性质。这不是一场被压迫的印第安人反对西班牙殖民者的革命，而是一场克里奥尔人 ( criollos，土生白人，在美洲出生的西班牙人) 反对半岛人 ( 在西班牙半岛出生的西班牙人) 的革命。这场革命不像是一次真正的革命，而更像是儿子对老子的夺权。马里亚特吉说: “在共和国的一百年间，我们秘鲁不曾有过真正的资产阶级，不曾有过真正的资本家阶级。原来的封建阶级乔装打扮成了共和派资产阶级，保持了他们的地位”^瑠。成了资产阶级的土生白人继承了西班牙人的特权，也继承了西班牙人不注重生产、只注重利润、视印第安人为劣等种族等观念。独立革命的平等纲领理所当然地包括解放印第安人，共和国也制订了保护印第安人的法律和法令。但领导共和国的不是具有坚强意志、要以自己的观念塑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货真价实、雅各宾式的领导阶级，解放印第安人的法律由于没有执行人而成为一纸空文。西班牙地主走了，土生白人地主来了，在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旗帜的共和国里，印第安人依然是印第安人，一如既往地遭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马里亚特吉特别指出，印第安人这个占秘鲁全国人口 4 /5 的“真正的秘鲁” 却对 “秘鲁性”( peruanidad) 的形成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作用。就像葛兰西批评意大利文学没有人民性一样，马里亚特吉也批评 “秘鲁的骚人墨客几乎从来没有感到与人民有什么联系” ，秘鲁的文学只是西班牙文学的应声虫，软弱无力，颓唐萎靡，是一种殖民地文学，而不是真正的秘鲁文学，秘鲁人民的感情在其中得不到表达。共和国像殖民帝国一样视印第安人为无物。而且，“土生白人的封建制度比西班牙人的封建制度更加贪婪，更加残酷”，因为土生白人只是刚穿上贵族袍服的平民，没有历史悠久的西班牙贵族的一丝优点，却保留了其平民的所有缺点 。在压迫印第安人这方面，自由平等的共和国和专制的封建帝国没有两样，甚至更糟。自由派贫乏的、形式主义的说教比不上教士热诚的宗教训诫。在殖民地时期，还有像拉斯·卡萨斯这样伟大的传教士起身为捍卫印第安人的生命和权利而不懈战斗，而 “在共和国时期，迄今没有一个人如此有效和坚定地维护土著民族” 。换言之，这些人骨子里依然是西班牙人，这些人的共和国依然是殖民地，像西班牙人一样享受着印第安劳动所带来的惬意闲暇。共和国的教育依然是贵族式教育，其目的依然是培养教士和神学家。马里亚特吉赞同比利亚兰的观点: 本来有无数条理由应当像美国一样，成为“农民、矿工、商人和劳动者”的共和国，却成了 “知识分子的祖国和官僚的温床” 。人人都想成为官员或文人，过上舒适的生活。总而言之，资产阶级共和国没能完成秘鲁的真正独立和统一。真正的秘鲁依然有待创造。

三、   马里亚特吉对拉丁美洲的希望

人们依然需要寻找秘鲁之为秘鲁、拉丁美洲之为拉丁美洲的根本。有待创造的新秘鲁将是秘鲁的共产主义时代这个新故事，马里亚特吉认为自己正处于这个时代的开端。马里亚特吉认为，创造一个独立、统一的 “新秘鲁”这个理论上应当由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任务，要由秘鲁的 “新人们”来完成，这一次革命将是 “社会主义革命”。这不仅是因为秘鲁的资产阶级缺乏坚定不移的意志，无力担负起实现秘鲁 “第二次独立”的斗争，而只能使秘鲁成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更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表明，资本主义文明本身已经迟暮，已经在走向其终结 。资产阶级曾经创造的进步的神话已经沦落，已经为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所腐蚀而失去了其感召人们前进的魔力。马里亚特吉特别指出，如今在资产阶级世界里游荡的是 “迟暮灵魂”( alma crepúscular) 、“除魅的灵魂”( alma desencantada) 。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其曾经拥有的道德力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白种人视其对有色人种的统治为自然而然、无需任何说明的，将 “东方”和 “野蛮”视为同义词。而东方人也 “对欧洲社会、对资本主义文明有一种迷信式的尊重” ，因为资本主义创造了无数令人眼花缭乱的东西。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东方人看到，欧洲 “文明”民族以史所未闻的残酷、暴乱和背信弃义彼此杀戮，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优越性和进步的神话再也没有感召力和说服力了。欧洲依然有足够的军事武器来施行自己的意志，但其“道德武器”则已日渐减少。资产阶级文明如今缺乏神话，缺乏信仰，缺乏希望。人心是大的，唯有神话这般伟大的存在才能在深度自我中停留，才拥有引领人们在历史中不断战斗的力量。马里亚特吉说: “神话引导人在历史中前行。没有神话，人的生存就没有任何历史意义。历史是由那些为一种更高的信条、一种超人的希望所占据和启明的人们所创造的。”

资本主义的没落在缺乏神话这一点上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而 “没有神话，人就不能生机勃勃地生活” ，在资产阶级世界里弥漫着没有生气的颓废感和无力感。只有那些拥有神话的人，拥有 “清晨灵魂”( alma matinal) 、“附魅的灵魂”( alma encantada) 的人才能在艰难的征程中歌唱，才有能力攻占历史的高地，开启新的时代。马里亚特吉指出，资产阶级曾经拥有进步的神话，但这个神话已经褪去其神圣的光环，雅各宾党人的马赛曲已经不再是一曲动人心弦的革命之歌，曾经的光辉岁月已经失去其超自然的踪影，连民主的鼓动者也已经不再为议会和普选而着迷 。如今，拥有神话的是无产阶级，这个神话的名字叫做 “社会革命”，无产阶级正以无比热诚的信仰朝着这个神话前进 。马里亚特吉直言: “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宗教的” 。那些批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在做白日梦，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的人无法理解这一点: “革命者的力量并不在于其科学，而在于其信仰，在于其激情，在于其意志。这是一种宗教性、神秘性、精神性的力量。这是神话的力量……革命情绪乃是一种宗教情绪。宗教的动机已经从天上转到了地上。”

马里亚特吉认为，在革命神话的引导下，无产阶级从来也不曾有过问题无法解决、前方没有出路的念头，而 “这正是其力量之所在” 。就像 16 世纪的新教徒和 18 世纪的雅各宾党人一样，20 世纪的革命群众相信，他们正在为人类的未来而进行 “最后的斗争” 。就像 19 世纪为摆脱西班牙殖民统治而投入独立斗争的英雄玻利瓦尔拥有未来之梦一样，20 世纪为摆脱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而进行新的独立斗争的英雄们也拥有未来和梦想。马里亚特吉认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神话将唤起印第安人的心灵，这次革命将使秘鲁真正成为秘鲁，切实地将秘鲁奠定在秘鲁人民、印第安劳动者这个厚实的基础之上。马里亚特吉说: “文化在更迭，霸权在陵替” 。言外之意，20 世纪将是无产阶级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世纪，而秘鲁将是这个新文明独具一格的一部分。这是马里亚特吉对拉丁美洲的希望: 秘鲁社会主义、 “印第安美洲社会主义” ( socialismo indoamericano) 应当是“英雄的创造”，而不仅仅是对其他社会主义的抄袭，这是新一代的光荣使命。帝国官员在嘲笑无产阶级不自量力，但罗马帝国的总督们不也一样曾经嘲笑耶稣的门徒为愚蠢的 “野蛮人”吗? 谁能想到一群被蔑称为 “基督徒”的无名小卒最终能够战胜世界性的罗马帝国呢? 谁又能说 20 世纪的新 “野蛮人”不能撼动资本主义帝国?

四、结语

可以看到，马里亚特吉的马克思主义具有一种别样的宗教—神话色彩，而宗教乃是古老的印第安美洲人生命的全部，从中已经可以隐约看到切·格瓦拉 “新人”的大致轮廓。由此可知，共产主义之于拉丁美洲并不是一群谵妄青年热情的无端发作，而是深不见底的古老传统的回声，是拉丁美洲寻找自身认同的脚步。拉丁美洲历史上极为重要的 “两个美洲” ( 盎格鲁—撒克逊美洲和西班牙美洲) 之争在马里亚特吉和切·格瓦拉这里成为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争。

西方知识精英、西方文明自觉的认同者亨廷顿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标志着西方衰落的开端 。我们从马里亚特吉的文字中也看到了这一点。正是从这个时候，从西方世界莫名其妙的互相屠杀开始，非西方世界逐渐意识到需要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对于中国人而言，如果说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对西方的亦步亦趋的话，那么，梁启超的 《欧游心影录》则表明中国面临的不是一条通向未来的单行道。而毛泽东则可以被视为梁启超的传人。寻找属于自己的历史认同，也正是葛兰西这个长期遭到日耳曼欧洲压制的拉丁欧洲人想做的事情。由此，也许可以将葛兰西、马里亚特吉和毛泽东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或十月革命之后三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分支的代表。虽然要厘清这个脉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这对于我们获得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马克思主义谱系或许不无裨益。如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就不至于成为一个与世无涉的孤岛。

由于本文焦点不是葛兰西，这里只想谈一谈关注马里亚特吉所在的拉丁美洲对于中国的意义。拉丁美洲不是跟中国无关的大陆。回想历史，中国的 1840 年就是拉丁美洲的 1492 年，英国人对中国人的鸦片战争就是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殖民战争。印第安世界遭到毁灭的庙宇就是他们的圆明园，切·格瓦拉曾经为之惊叹不已的马丘比丘就是印第安世界的长城。与手无寸铁因而只能用石头和弓箭战斗的印第安人不同的是，我们中国人具有更为有效的军事抵抗能力，这使我们的命运没有像印第安人那么悲惨。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是印第安人。从哥伦布登陆美洲的 1492 年到 16 世纪末，印第安人几乎遭受灭顶之灾: 只有不到 10% 的人活了下来。他们再也无力重建自己的国家，他们的政教领袖几乎全部被杀，他们的历史不是被焚毁就是被拆解，而在古老的地方新矗立起来的是象征着征服的殖民者的宫殿和教堂。从 1840 年到 1945 年，我们经历了同样的梦魇。我们每一天都在祈祷，都在虔诚地希望，这样的历史再也不要发生了。但是，不像压在孙悟空身上的山那样，压在印第安人身上的山 500 年后也没有完全崩塌。印第安人比中国人经受了更长时间的压迫。我们以为我们在拉丁美洲看到的是过去，实际上，我们看到的也许是未来。今天，我们需要完成一次与哥伦布的航向相反的航行，再次发现属于未来而非属于过去的美洲。马里亚特吉认为，印第安人可以拥有一个重新焕发其青春的社会主义的未来。

作者单位: 浙江外国语学院社科部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3期